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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软实力—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作者:方石玉 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
个人简介
方石玉,男,1973年生,祖籍安徽,生于江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在广东沿海的外资企业打拼数年,后转入新闻媒体行业,先后在深圳电视台、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和深圳报业集团从事研究和经营工作。
师承伍世安、黄卫平等著名经济学家,并利用在传媒工作优势,结识不少名家、名师。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一直坚持从事经济学领域相关专业研究,在国内核心及有关期刊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在产业经济、国际贸易、市场营销等相关领域颇有研究心得。
内容简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者服务业所产生的GDP和其从业人口在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中,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渐成为主流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股潮流逐渐由发达国家涌向以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东欧和东南亚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它的这种跨越国界、地区界限的转移,无疑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移出的母国、移入的东道国和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是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基础是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中代表性的主要有:生产要素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规模比较优势理论、节约交易费用理论、生产网络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分工和技术对市场的反作用理论等。这些理论从历史和当时的现实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对国际分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对一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遵循国际产业转移中某些普遍性规律。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发展来看,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转移的动因和方式上。小岛清、刘易斯、弗农、劳尔·普雷维什和邓宁等在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显然,在分析转移的方式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外包理论更注重结合实际。
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课题,理论界对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研究却并不系统。大部分研究只是集中在服务业国际转移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作用、方式、影响、区位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后人和本书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书的研究从考察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概况开始。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逐步开放的市场体系下,世界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偏移,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全球市场,把同一价值链上的不同阶段分离出来,制定了全球化的经营战略。在这样的宏观、中观、微观背景下,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成为可能。同时,产品产业链的可拆分性为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准备了物质条件,科技革命提供了技术条件,而各国经济规制的逐渐放松又提供了政策条件。这些条件使得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由可能变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历程看,在方式上,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经历了从外国直接投资到业务离岸化,再到项目外包等;在地区上,先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转移,再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在产业上,从金融、贸易,到供电、供水、电信、商务活动,再到研发的顺序。在转移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发达国家在其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即生产者服务业总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者从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二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单个产业转移的地区流向很不均衡,即金融保险业等高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而物流、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三是生产者服务业大多向国际性的大都市转移并形成集聚,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四是跨国公司一直在其中担任发动者和主体的作用。
本书认为,推动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宏观层面因素主要是由于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世界各国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的推动,其中国际分工的深化是最基础的因素,而各国需求的不断增加则是最根本的动力。中观方面的因素在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拉动、一定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带动以及生产者服务业自身发展的要求等几个方面。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最直接的动力来源于微观的跨国公司方面:实行“温特制”企业对生产者服务需求的上升、跨国公司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以及成本节约和整合全球资源的战略利益驱动。 生产者服务业在国际之间实现转移之后,对东道国、母国以及世界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研究表明,对东道国来讲,微观上,生产者服务业中的不同产业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笼统地说,转移一般会增加东道国的服务供给,也对同行业产生竞争和挤出,但是不同国家的不同行业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具体要看东道国国内初始的条件。一般来讲,生产者服务业FDI(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传播技术。由于技术、知识和技能通过传递效应和模仿效应向东道国扩散,尽管不同的国家受益程度不同,但是这种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同时,研究还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则是间接的。中观产业结构方面,研究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对东道国第二产业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还难以简单地得出结论;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既有消极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应该还是积极的。宏观方面,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流入,会带来东道国的资本的净增加。如果这项投资是一项运行良好的投资,它对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是积极的,否则,就可能是消极的。对就业的影响,无论从直接还是间接方面来看,都是积极和正面的。研究还表明,一般来说,只要东道国有较为强大的制造业为依托,则生产者服务业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明显的。当然,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也会给东道国带来各种经济风险。实证证明,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会对东道国带来“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增加资本投入效应”和“提高就业水平效应”。对母国来说,向外移出生产者服务业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对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的积极影响也是主要的,短期内可能引起母国生产者就业率的下降,但长期肯定能促进就业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促进了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加剧全球生产者服务业市场的整合与重组,并推动经济向全球化发展。
展望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其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形式日趋多样化,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j地区流向日益全球化,即其国际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将来的转移中,生产者服务业由追随型向主动型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其转移的纽带由往日的以资本为主变为以多元要素为主,并且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其移入的重点地区和下次转移的起点。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的世界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越来越大。正面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它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改善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缓解知识失业的压力和加快工业化进程。负面的影响也有一些。主要是冲击了落后的生产者服务业,加剧了国内资源的竞争,带来“被动服务经济化”的风险等。本书利用1991~2006年的相关数据,实证证明了,生产者服务业FDI能够促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增长。
本书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中国更好地承接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提供思路。本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中国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承接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状况、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中国应把注重生产者服务业的承接规模和承接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的可行性路径,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书认为,在制造业国际转移中,中国抓住了机遇。成为制造中心,但在新一轮的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过程中,中国已经起步较晚。面对周边国家激烈的竞争,更需要政府、企业和学者在不同方面为之努力,从而使中国切实利用好生产者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契机,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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