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势，专家表示了很大的忧虑，而国家领导人给人打气、提振信心的行为，也被当作经济前景不好的反证。
我的看法要乐观得多，包括基建股可以炒三年的判断，包括今年指数高点会达到3000点或以上，这些都不是空口白说，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关键特征的认识上的严格判断。
在我看来，WTO后中国经济极度依赖外需的状况是一种病态，美国人把次贷危机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找错了对象，但是中国以低汇率、基础能源价格严格管制、财政补贴出口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及时转向，的确是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更大的受害者，而中国部分的权贵、暴发资本家以及发达国家使用廉价中国品的人民，则是这一利益链条中的获利者。
人民币升值、减少出口退税、推行《劳动合同法》、成品油价格放开，等等这些政策举措，可以看作是我们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备步骤，也可以看作我们经济发展转向的重大战略！它的一个必然效果是，老美们发现，占不到中国人什么便宜了。既然日子不便宜，那就得要过紧点，一紧，很多以前掩藏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次贷危机只是其中的一样而已。
如果顺着这种链条去考虑，伯南克与保尔森对中国的抱怨完全可以理解，但自家的孩子自家抱，大家该干嘛还得照样干嘛！
我们的问题是，从外需导向的病态，到内需为主、外需均衡这种目标状态的转换，如何才不那么动荡剧烈？
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农民工返乡的问题。和美国不同，中国还是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涉及的人口更多，这两个除了大问题，造成群体性的事件，那经济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这几年减免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农资补贴、保护粮价、土地使用权流转、包括最近的家电下乡、水利建设等等，可以说都是在未雨绸缪，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打基础。农民会算账，在家乡也能就业赚钱，还可以天天晚上见老婆，自然不想奔波数千里，为铁道部做贡献。
第二个要处理的企业渡难关的问题。2008年，企业上半年没钱，下半年有钱了没订单，没订单，自然就没有就业。这件事情，政府从宏观上采取了一些政策，包括提升出口退税率、增值税转型、所得税并轨、金融支持、十个产业规划等，这些不可能救到所有的企业，但是对优势企业利用此机会扩张。这里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国家的管理者与企业的决策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最典型的是房地产，让房价与国民收入配比合理化是最终的目标，但让整个过程温和点，对各方最有利。能否帮企业真正度过难关，更大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尤其是内地的地方政府，对法律与市场规则的尊重，是地方政府首脑的必修课。
第三个要处理的是反腐败问题。我们的这些政策有创新之处，但大的框架罗斯福在上世纪最大的经济危机里都用过。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要有近乎苛刻的对公共投入资金的监管做后盾，否则，就业是保住了，民心反而失去了。越是艰苦的时刻，越是要显出政治力量的强大，好在现在网络力量强大，闲人众多，监督与民主的成本大为降低，只要政府多倾听民意，保证中央投资资金落到实处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
第四个是抓住机遇打基础。如果要把经济引擎从外需转到内需，那么大量的制造业就不用建在沿海。企业可以更均衡地在国内布局，农民工也不用在全国跑来跑去，这对整体国民来说是更有效率的发展模式。利用人民币汇率增高、国际资源价格大跌的好时机，抓紧时间补国内建设的欠账！象高速铁路、水利灌溉、农村电网、3G移动通信、下一代基础网络等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用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当年修的那些水库、水利设施功不可没，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那些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工业基础功不可没。现在，是我们留给后代一点东西的时候了，何况东西又便宜，还能解决大量的就业？另外，作为人口大国，大力发展铁路对中国更具经济效益，也更有利于资源在国内的自由流动。
第五个是给大学生以希望和出路。作为将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和最有活力的群体，同时现在的生存能力又没有成型的一个群体，给他们适当的帮助走入社会，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这对当前社会的稳定和以后的长远发展都非常重要。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利用网络的平台，以开放源代码的开发模式，国家在资金上加以引导，利用这些大学生把各行各业的软件都实现国产化。这些人，闲着也是闲着，开发软件除了人力，也不需要太多的投入，通过这种模式，能够为国家的知识创新贮备人才与成果。应该比找人给他们培训，或者让他们到居委会和大妈大婶管计划生育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