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个来自远方的姑娘”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岁入马堡大学，在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门下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并与海德格尔建立爱情关系。同年转至海德堡大学，指导老师为海德格尔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1940年，汉娜·阿伦特曾被纳粹拘禁入居尔集中营，后来成功逃脱。1941年与母亲和第二任丈夫前往美国，为杂志《建设》、《党派评论》和“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1950年成为美国公民，出版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受到广泛好评。1962年受《纽约客》杂志委派去耶路撒冷旁听对阿道夫·艾希曼（前纳粹分子）的审判，关于艾希曼的文章发表在《纽约客》，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广泛批评甚至攻击。同年，出版著述《论革命》。1967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75年12月病逝于纽约寓所。汉娜·阿伦特一生结过两次婚，没有子女，第二任丈夫海因利希是她精神上的知己和支柱，卡尔·雅斯贝尔斯则是她最看重的终生导师。曾经与海德格尔的爱情关系以及他们终生的友情关系，又使她蒙上一层特别的神奇的色彩。】
关于艾希曼审判，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连续发表了五篇系列文章，然后她离开纽约去了巴塞尔。她的丈夫海因利希给她写信道：“庆幸你离开了纽约吧。” 因为纽约乱成一团，威廉·肖写信给她说：“整个城市似乎都在谈论这件事。”以色列前财政督察曾给汉娜·阿伦特写信，以德意志犹太人委员会的名义向她以及她的报告“宣战”。一个犹太组织散发了两本与汉娜·阿伦特的书作斗争的备忘录，在书中汉娜·阿伦特被描述为犹太民族的背叛者，因为她宣称：犹太人对于大屠杀所负有的责任并不比其他人少。一场关于汉娜·阿伦特的风暴正在形成并愈演愈烈。她受到种种攻击，被指责为“没有心肝”、“冷血”，一个评论家甚至得出结论说，汉娜·阿伦特是“一个鄙视人类的人”。
在历史的罪责里，犹太人并不清白
所有对汉娜·阿伦特的指控，主要针对两点：其一是关于“平庸的恶”的观点，其二是报告中对犹太人委员会在第三帝国时代扮演的角色的描述。尤其以第二种最让人难以接受。
报告所指的“犹太人委员会”是公认的犹太人社区的领导机构。阿道夫·艾希曼在供词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纳粹在组织实施犹太人大屠杀时，他和这个委员会的密切合作。汉娜·阿伦特在报告中把这种描述当作突破口，阐明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在实施犹太人大屠杀时所起的作用。在她看来，这一点已经触及到了“整个黑暗的历史之中最黑暗的章节”。
汉娜·阿伦特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委员会的积极配合，有计划地犹太人大屠杀就不可能达到已经发生的那种规模。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还写道：“在阿姆斯特丹，在华沙，在柏林，在布达佩斯，纳粹分子可以信任由犹太人帮凶签发的身份证明和财产清单，放心地由他们在那些被流放的犹太人身上筹措用于流放和屠杀的费用，让他们盯着那些空出来的住宅，使用犹太人警察帮助抓捕犹太人，并将他们押上火车，押解至集中营，移交犹太社区的财产，以照章充公。”
汉娜·阿伦特的批评者认为这是“污蔑性的胡说八道”，是对大屠杀牺牲者难以忍受的嘲弄。在他们看来，犹太领袖们超越所有疑问之上，他们与纳粹的合作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在绝境中拯救需要被拯救者。
汉娜·阿伦特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认为：为防止糟糕的事情发生而与敌人为伍，不是抵抗的形式，而是用来抚慰自己的良心，是一种不愿承认自己早已接受敌人的游戏规则的狡猾的策略。她也不同意那种“犹太人根本不可能逃脱纳粹的屠杀机器”的观点。她承认个人的抵抗的确没有意义，个人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为了不被牵扯进犯罪之中而遁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这种逃遁却没有任何效果。她认为：暴政之网只有通过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之上的集体反抗才有可能被摧毁。
为说明这种观点，汉娜·阿伦特探讨了发生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灭绝问题，比如，纳粹一方面在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里找到实施大屠杀的帮手，而在诸如丹麦、瑞典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却遭到巨大困难。首先是丹麦，汉娜·阿伦特认为它是一个“以非暴力的行为抵抗在力量对比上优越于自己很多的敌人从而产生巨大影响”的典范。纳粹时期，丹麦政府始终拒绝执行德国人的命令，面对犹太人必须佩戴大卫星的要求，丹麦国王宣布，他将是第一个佩戴大卫星的人。这种“基础广泛”的抵抗产生了巨大作用：德军司令官迁就了这种态度，继而不知所措，拒绝执行来自柏林的命令。最终不再为柏林信任。汉娜·阿伦特认为，纳粹的“强硬如同黄油在太阳下融化了”。
这种软化表明专制体制的一种特点，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描述过这种特点：这类制度是如此残暴，如此灭绝人性，以至于当它们面对一种坚定的、团结一致的抵抗时，很容易在内部垮台。其原因就在于它那种古怪的无本质性。
“我本来可以什么也不写的”
犹太人对汉娜·阿伦特的报告的抗议并不仅仅局限在报刊文章，他们还企图阻止她的报告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他们组织了公开演讲。耶路撒冷希柏莱大学教授恩斯特·西蒙前往美国的高等学校发表对汉娜·阿伦特的攻击言论；艾希曼一案的首席检察官前往纽约，在一次前集中营囚徒的大规模集会上，就汉娜·阿伦特为艾希曼异乎寻常的辩护作出答复；一个反诽谤协会（ADL）在电台上发表了一封致辞纽约全体拉比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劝戒汉娜·阿伦特改邪归正。
面对种种谴责和攻击，汉娜·阿伦特没有表态，她坚信这是对她发起的政治进攻，是围猎，而不再是针对她的书，是为了将她本人妖魔化。她认为，他们提出轻易就可以丢弃的观点，却不敢正视历史事实。极少数敢于为汉娜·阿伦特辩护的人当中，有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然而他的演讲却在暄闹和咒骂声中结束。
汉娜·阿伦特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是支持她的人之一。他甚至计划出一本书，以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为例来说明“思想的独立性”。他认为汉娜·阿伦特这本有关艾希曼的书很了不起，他写道：“对于以出版这样一本书的行动来向生活中的谎言发起进攻浑然无知，简直就是愚蠢透顶。”
1964年10月28日，德国电视台记者君特·高斯在“人物专访”栏目采访了汉娜·阿伦特，当时她的那本关于艾希曼的书已经在德国出版并受到书商的抵制，针对这一点，记者问道，鉴于这本书遭受的种种反应，汉娜·阿伦特是否宁愿写不同的东西。“不，”她坚定地回答：“我也许面对过写或不写的选择。我本来可以什么也不写的。”
2009年6月25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