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读《万历十五年》开始，八年来已相继读了《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天南地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河青山》《大历史不会萎缩》共9种，加上今天读完的这本和“北大听讲座”系列的《听黄仁宇讲历史》，读过的黄仁宇历史著作已有11册，对其基本历史观点已有较全面了解，今天正好进行回顾总结。
一、经济历史学—我对黄仁宇历史观的最大感受
若说以阶级斗争讲历史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最大特征，那么以经济发展来讲历史则是黄仁宇历史观的最主要特征。在黄仁宇看来，历史为经济所推动，人类历史实际是经济活动史，对于战争、对于阶级斗争则淡而处之。
其文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数目字管理”，一个传统国家要转变为现代国家，必须实现“数目字管理”。如何实现数目字管理，必须有若干技术上的支撑，包括资金地广泛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地雇聘，交通、通讯、保险事业全盘活用，或者说是信用普遍地展开。
其认为传统社会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必须改造，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对传统社会改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组织，并由低层自下而上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构。当前要做的是上下之间联系渠道的沟通。
其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解释，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也从经济角度看，坚决避免从意识形态角度、从政治角度。像后来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伊拉克问题也是从经济角度看。
二、妙趣横生—一些精彩的观点与片断
黄仁宇历史著作系列，最为著名的当属《万历十五年》，此书已对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和史学著作的写作风格产生重大影响。相当多的人了解黄仁宇，恐怕也从此开始。我对《万历十五年》最为深刻的感受是，视觉独特，文风独特，让习惯于传统历史著作的人一接触就有眼前发亮、耳目一新之感。而在此书中，已透露出作者的大历史观，此后即朝此方向努力，一发不可收拾，其后著作，差不多均围绕大历史观而展开。
“重分析而不重综合”，这是黄仁宇讲大历史观时多次指出的当前史学一大弊病。从事实上看，现在历史研究大有越分越细、越来越细枝碎叶之倾向，大凡历史一些大框架似乎已有定论，则后来者只有从缝隙中着眼。但黄仁宇硬是要把几千年历史融为一谈，一条粗线条勾勒下来。对此，批评者众，然亦有仁者见仁、智着见智之引发议论。
“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这是黄仁宇又一个重要观点。他对现行中国史关于明末清初即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只单单从集中了几十部纺机和上百名工人就说是资本主义简直是太肤浅、太教条。所谓资本主义必须有技术条件支持，也就是“数目字管理”的几大支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没有出现。
“以道德代法律”，这是黄仁宇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一大弊病，这个问题确实无法否认,时至今日此现象依然存在，由此可以感到法治社会在中国建设的困难。
“中国封建社会实为官僚社会”，这是黄仁宇又一重要史学观点。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世界史学上的封建社会，这个观点并非黄仁宇首讲，事实上钱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已讲过，但我却是在黄仁宇的著作中首次看到。中国自秦汉以来是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与各级官僚的统治，绝非欧洲那种城市与周边庄园自成体系的封建体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一提法，大约是中国大陆史学家所起。那么既不是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社会到低是何社会形态，黄仁宇说他也不好讲，权且可称之为“官僚社会”。
“在绝对论未出现之前却首先出现了相对论”，这是黄仁宇对王安石变法的精辟比喻，生动、形象，一语道破变法失败在经济上的症结。
“内向性”，是黄仁宇对明帝国及清帝国的经济政策评价，说这是对宋朝超前经济改革的一种反动，一种收缩，整个社会发展不是向先进部门看齐，而是向落后部门看齐，以求低水平的平衡，由此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面落后。故而，黄仁宇对朱元璋制定的这一系列内向性政策很是反感。
黄仁宇从经济学角度看《三言二拍》也很精辟。比如说，古人常腰缠万贯，为什么？信用未及展开，银行更无从着落，远距离做生意，腰缠万贯重金属，已是最佳选择。再比如说，地主们为何喜欢地下藏金？还是因为信用无法展开，社会财富无所去处，只好在个别人手中积累。如果说有现代银行，大抵无人再去做此种事情。还有，中国传统社会始终重农抑商，故而商业流通所得无法进一步积聚用于手工业甚至工业发展，最后只能回流农村，主要用于购置田地、建造庄园楼阁甚至以埋藏于地下而作为归宿，根本无法实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三、一些商榷
黄仁宇已为中国历史大家,其大历史观已独树一帜，然恕小辈班门弄斧，其中一些观点非鄙人所敢苟同。
一则，经济历史学是否可为历史学的全部？固然可批评阶级斗争为纲的左派历史观，但一点都不承认阶级，也不愿意看到战争、政治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一味只讲经济，是否可以解释得通历史发展之规律？比如对于北魏时汉人大臣崔融之死，用经济学观点解释，显然不能让人满意。
二则，我总觉得，黄仁宇先生将中国战国时的统一归结为黄河泛滥的治理等经济原因是有些牵强的。依愚见，自黄帝、炎帝、蚩尤三帝混战而成一统后，中原地区已形成一个融合了的共同民族，即汉族的前身，这种民族共同特征才是统一的内在动力。正是有了华夏族为主体，中国历史才趋于融合。纵观世界各国，民族一般也是国家的基础。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分裂又因民族分裂而起。回头再看中国历史，即使再分裂，作为国家主体的汉族的共性未变，人心思合，终于难改天下一统之大势。再进一步说，战国也应了“天下分久必合”的规律，可视为自东周分裂以来的又一次统一。
三则，史学上的避谈主义、避开意识形态是否可能？其治史，避谈主义，力求跳出意识形态，但是否能跳出这一圈子，实难分辨。这让人不免又想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第三条通路，其结局众人已知。所以，历史观上的第三条道路，到底能走多远，亦可拭目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