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你不能不看《瞿秋白传》。
瞿秋白的一生生前曲折，死后不得安宁。一会是烈士，一会是叛徒，一会再平反。历史也许就是在这样的闹剧中发展的。正应了瞿秋白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
如何认识瞿秋白，无论如何都躲不过他的《多余的话》。如何认识《多余的话》也成了如何认识瞿秋白的关键。我赞成这样的认识：“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瞿秋白说：“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本书作者陈铁建认为“：这样的文字，它很特殊，一般人呢不大容易理解，有的呢，甚至像丁玲说的，甚至有些浅薄的人，他会拿有些话作为话柄，加以误解，甚至曲解，所以丁玲的话是不幸而言中，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是没读懂，因为没有瞿秋白这样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这种复杂性，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很难理解，怎么会，共产党的领袖写这样一个东西呢？”
瞿秋白在临死之际坦然无情地解剖自己，为后人留下了近百年之谜。也许后人永远都很难解开这个谜，无法知道他为什么说：“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
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们需要理智和宽容，更需要了解当时的斗争环境，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解读瞿秋白，因为我们的灵魂里没有那分赤诚和坦白，我们无法和他的灵魂沟通，。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纯而又纯的共产党人，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然而，现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吗？往往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是百分百的大公无私，而到自己这首先想到的利益在哪。可以说我们今人无权对他指指点点，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品格不配！
避开文字，还是看瞿秋白的最后英勇就义的行为吧，他仍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