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李约瑟博士抛下的最大一个大谜题就是，近代科学为啥没能在中国这片土壤里开花结果？李博士倒是自觉，为了回答这个歌德巴赫猜想似的难题，李博士不仅写下了《中华科学文明史》这样的鸿篇巨制，而且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书直到归隐道山也没能出完。
无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和之后，人类的知识都与所处的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依赖于这张文化之网。只有了解了他人的思维方式，才可以进而真正了解其知识结构。李约瑟虽然常被人认为套用了西方的分类标准来处理中国古代的知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把这些知识植于中国文化背景当中。
在强调实用的中国社会中，科学知识或许并不代表一切，技术和工匠传统可能更为重要。所谓文明是一系列观念的集合。如果不去了解这些观念，只是孤立地谈科学结论，就不可能从本质上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比如在谈到中国的“天学”时，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是从敬天的“宗教”中产生出来的，是从那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看法曾使宋代的哲学家们产生出他们那些伟大的有机论思想。这个结论到现在似乎也并不是不能成立。对于中西方天文学的优劣，他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中国的天文学同中国所有的科学一样基本上是属于经验性和观测性的，那么它虽然没有西方天文学那样理论上的成功，但也避开了西方理论上的那种极端和混乱。从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既非随意地拔高，也非盲目地指摘。其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尤其应该肯定的是，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分析是置于整个社会文化传统下进行的。
李约瑟认为：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给予它的重要得多。但这些论述是很难得到比较保守的科学史学家，如吉列斯皮等人的承认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李氏的许多结论是成问题的。李氏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也有败笔。比如，所谓中国人对“波动理论”比“粒子”更愿意接受的说法，就显得有些牵强。类似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