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志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他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就大大刺激了诗人参加客居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乔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武则天主政初期，由于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加上后世史学家不齿于她拥有男嫔妃（称为“男宠”），所以史书内都对她的所作所为大加鞭鞑，直斥其阴险、残忍、善弄权术，与中宗时韦后之专政，合称为武韦之乱。但赵翼为武则天的私生活辩护，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
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