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美】麦克·布洛维著，沈原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我正在经历两场朋友间的口头斗殴——那种激烈而没有身体接触的“学术争论”。一场是我的同事、社会学教授F在博客和研讨班上与几位经济学教授兼朋友不断干仗，讥嘲其市场原教旨主义、方法上的数学原教旨主义。对后一条，F一口咬定几位经济学教授的数学其实很差，显然重挫了对手。但是对市场规则是否应该通行于社会，他却丝毫不能打动经济学教授。
愤怒逼出了才情，最后，F在博客上写下了“一则寓言”：
狼、狗、羊的寓言
狗都是从狼驯化而来的，目的是用于保护羊群。所以，狗和狼一样，都知道羊的弱点。不同之处在于：狗利用羊的弱点来管理羊，保障羊群的安全;而狼却从来都不会放过羊，它要吃羊。当然，狗看管羊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限制羊群的自由活动范围，狗对羊群制定了严格的规矩以及相应的奖惩制度，但其目的当然是防止狼来吃羊。狼也能够利用羊的弱点，但那是被狗逼出来的。狼吃羊本来是很容易的事，但自从有狗在护着羊群，狼就很难得手了。
但是，狼知道，羊是没有危机意识的，但却天性喜欢自由，它们对狗的这种保护措施很不领情，认为狗侵犯了它们的自由。于是，狼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用大喇叭向羊群喊话：“亲爱的羊妹妹们，你们要为自由而奋斗啊，要与那些专制主义的狗东西斗争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听了狼的宣传，羊群开始思考：“你瞧，这草地多么肥美广阔啊，可是狗却不让我们随便去吃草，也不让我们自由自在地去草地上撒欢儿，这叫什么啊？一点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平等！”“是啊，狼想吃我们，但我们也不是就那么地柔弱，我们不是有犄角吗？难道我们还不如没长犄角的狗吗？”
于是羊群开始骚动，它们竭力要把狗反圈在羊圈里，自己则冲向草原……狗失去了它的护卫功能，羊群则完全暴露在狼群的攻击视野之中。结果可想而知。
经过这次教训，狗在想，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羊群，既要让它们有充分的自由，又不能让它们有危险;侥幸活下来的羊也在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自由，怎么来处理与狗的关系；最后当然就是狼了，它们在想：如果这一招又不灵了，那还有什么招呢？
经济学教授们仅存的文学细胞立即被激活，有两位各写了一则寓言反击，主角还是狗、羊、狼，意思却是狗最不地道。我虽然觉得F说服人家是徒劳的，但是一个社会学家能这样理解“狗东西”真是不容易，所以就站出来夸F写得好，比林肯说得更有生趣，特别是用大喇叭喊“亲爱的羊妹妹们”——当然要是喊“亲爱的羊姐妹兄弟们”或“亲爱的羊咩咩们”就更全面了！于是，在这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口头斗殴中，我对F的偏袒暴露无遗。
但是很奇怪，我跟F私下里也有一场口头斗殴。我时常讥嘲他沉湎于古典社会学理论与宏大叙事，弱化了理论的地方化、情景化的能力。他则恶诋我深陷于琐碎的村庄个案研究，丧失了宏观理解与批判能力。不过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说我的个案研究符合布洛维的个案拓展法，我则强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是要有理论前提的，尤其是要有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支撑。这看上去像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当前，贫弱的社会学兄弟被迫握手言和。
这两场口头斗殴在性质上分属典型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争议以及社会学内部的论争。对前一种争议，布洛维说得清楚：“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学科的大熔炉，因为各门学科代表了不同的和相反的利益——首先也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维护这些学科的知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经济学，如同我们今天知道的，依赖市场的存在，其利益就在于市场的扩张;政治科学，取决于国家，其利益在于政治稳定;而社会学则依赖于公民社会，其利益在于社会性的扩张。”听了他的话，我更加相信F教授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争议不仅徒劳，而且多余。
布洛维的四种社会学
至于上述那类社会学内部冲突，布洛维的解释要深邃一些。在他看来，社会学与社会之间有类似脐带般的联系，但联系程度与角度却有微妙而重要的区分，他把它表达为社会学的劳动分工与相应的四种类型的知识：政策的、专业的、批判的、公共的。政策社会学为某个具体目标服务，目标则由一个客户确定——所以，良心啦、公共性啦都有可能沦为杂碎;专业社会学提供科学方法、积累的知识、定向的问题以及概念框架;批判社会学旨在审视专业社会学的基础，向它提出社会学知识为了谁、为了什么之类的问题，迫使它发现自己可能有偏见、短视、缺心眼，就像米尔斯当年严厉批评1950年代的专业社会学转向宏大理论、技术化或一味跟着研究资助方走等等;公共社会学则以保卫社会为己任，关注社会学的公共形象和公共影响，在技术上以公众易接近的方式表达研究成果，包括教授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和写作教科书(不说也知道不是指内地大学里的种种拼装本)，以求发展出一个公众的社会学。
一般说来，四种知识在理想角度说是应该有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的，但是通常一落实到在不同劳动分工位置上的具体的社会学家，未必能很好处理应有的社会学联系，而且依我的经验，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社会学家未必认识到公共社会学及其公共性是其他社会学的良知。
布洛维的分类令我产生复杂的感觉。一些社会学同仁曾声称：经济学家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容易傍大款、炮制富人经济学，而社会学天生关心穷人。看来此说未必成立。没有公共社会学的支撑而全面发展出社会学的公共性，社会学何尝就不会是富人的社会学？我本人呢，一开始还有点沾沾窃喜，觉得与F教授的口头斗殴徒有激烈言辞，内容至多还是严肃的专业社会学内的分歧，间或涉及一点批判社会学的指向不同而已，不属于无良社会学与有良社会学的纷争。我甚至还作了一番自我美化：布洛维说公共社会学的传统形式，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把学术研究带入到公共领域，诸如在报纸上发表具有公共事务的评论之类，从而激发公众内部的讨论。还有另一种公共社会学——有机公共社会学，“即社会学家与一个可见的、稠密的、活跃的、地方性的而且往往对立的公众联系紧密”，包括劳工运动、移民权利团体、邻里协会等等，社会学家与他们合作完成工作，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公众”，并且把“自己也构建为一个在政治场域行动的公众”。我觉得做传统公共社会学家需要一点特别的表达才华，我不一定能做，但是依我在从事的村庄变迁与农村社会发育的研究，至少可以把自己定位到有机公共社会学从业者之列。
第三波市场化呼唤公共社会学
不过，我的这点轻浮很快就被布洛维的一个棒喝而扫荡殆尽。在他看来，面对市场化第三波横扫世界，发展公共社会学固然急迫，但是困难也超乎往常。19世纪的第一波市场化践踏劳动力，激起劳工运动并赢得了劳工权;与之对应的是一门特殊的社会学(布洛维称为乌托邦社会学)的兴起，它作为一项道德事业，沉湎于各种战胜或超越市场的方案(诸如欧文的实验、美国的协作公社等)，试图保卫社会尤其是共同体免遭市场摧毁。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第二波市场化以货币商品化为中心内容，冲击劳工通过工会和政党所取得的权利，并由破坏性的国际商贸活动威胁资本积累环境，结果促使各国政府做出各种保护性反应(极端形式包括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劳工权利在恢复过程中扩展到了各种社会权利，在政府对社会的压迫性管制中社会权利得到确保。与此对应的是政策社会学的兴起，以及随后的专业社会学的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降的第三波市场化，以自然商品化、全球化规模、连续击退劳工组织障碍和社会权利等防御为方式或特征，凌驾民族国家，挑起反恐战争，异乎寻常地剥削绝望贫困的流动工人群体，甚至还得到了意识形态的代言——诸如把市场与国家结盟反对人权称作新自由主义。布洛维称：反对这一经济风暴的最后据点是社会本身，“它的组成包括：带有集体自我调节手段的社团、借集体意识形态而得到表达的运动，以及彼此承认和沟通的公共性。”对于社会学，它引发公共社会学的时代，究竟结果怎样，目前还不得而知。
为了反对消灭社会，急迫需要发展公共社会学。这种看法显出，我关心“三农”就自以为是践履公共社会学，其良智水平很低。它是需要自觉、全力捍卫却并不一定能成就的事业。有趣的是，布洛维认为，第一波社会学起源于欧洲，第二波社会学在美国成就，而第三波社会学反而会在南非、法国、巴西、葡萄牙等地更容易找到公民社会的支持。依他的理路，理论上中国也应该列为有生长性的公民社会和公众社会学的温床。可是，我的内心却因此被一个念头折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正在初步发育，可是它远未真正经受第三波市场化的狂风横扫，它是否能经受得了？为这个好不容易发育、还充满未知数的农村社会，中国社会学、农村社会学能做点什么呢？
也许可以借用布洛维的话说，中国社会学需要一个公共转向，中国的农村社会学也需要一个像样的公共转向。为此，就让我们停了那些口头斗殴罢！可是这一点在社会学界还不是不言而喻的共识。我记得清华郭于华教授曾发表一则泼辣批评，说：自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学界很多人欢呼社会学的春天到来了。春天是否真的到来，要看我们做了什么。如果充斥农村人幸福指数高于城里人一类的调查，这个春天断然不会降临。她愤慨地把那类无良研究斥为一堆破烂玩意儿！是啊，真得当心把社会学弄成破烂社会学——那样的话，干脆老老实实去捡破烂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