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的态度很是矛盾:一方面，“法治”是王朝帝国的制度根基，不容私情侵扰;另一方面，“法治”决然难为人生和社会的终极愿景，必须符合忠孝为本的伦理纲常。父亲犯罪，儿子应否告发?这样的法治难题早在两千年前就曾热议激辩。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摆脱法治与伦理的纠结，尽管在价值观念上倾向于“法治完美论”，以幻想的西方理想法治为依据，批判伦常，讨伐情欲。问题是，西方的法治难道真已化解法律与爱欲、理智与情感的人性悖论?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与人文”教授保罗·卡恩试图揭开这一难解之谜。沿袭以往的法律文化研究进路，他在2000年出版了“Law & Love:The Trials of King Lear”一书，美国权威书评杂志称之为“一次大胆、自信、逻辑严密的跨学科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理论与法学思考交相辉映”。2008年，该书中译本《当法律遇见爱:解读<李尔王>》(付瑶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面世，引发中国读者对“法与爱欲”这一主题的更深关注与更多思考。
与一般的法理著作不同，卡恩教授运用叙事分析的方法，深刻阐发了《李尔王》背后的法治爱欲悖论。赏阅此书，既有重温文学经典的欣喜愉悦，又有初读法学新作的兴奋紧张。
在西方人眼中，法律之上有爱的天堂，法律之下有欲的海洋，在爱欲“双面胶”的夹击下，法律既非纯粹崇高，亦非赤裸卑劣。西方法治信仰同样包含着进步与悲剧的双层内涵，同样夹杂着理智与情绪的对抗因子。
在卡恩教授看来，《李尔王》的主题就是“法对爱的摧残和爱对法的颠覆”。李尔王本是治国有方的英明君主，但他一直怀有将爱与权力完美结合的野心。他年事已高，接班人问题凸显。当时的法律奉行嫡长子继承，李尔王本应将王国的所有权力与财富交给大女儿及女婿。但他对三个女儿的爱是总体平等而又有所偏重的，对于最受宠爱的小女儿，李尔王希望给她国土的三分之一，并且是最富饶的那一块。于是，李尔王进行了一场以爱为名的审判，其规则是，三个女儿当庭陈述对父亲的爱有多深，最后由李尔王裁断。令李尔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女儿没有像大姐二姐那般甜言蜜语虚情浮华，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爱我父，基于本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结果是，李尔王大怒，将她逐出了王国。退位后的李尔王逐渐认清了大女儿和二女儿的真实面目，发疯后藏身荒野。小女儿为解救父亲，发兵失败后被处死。李尔王为求复仇，郁闷而终。大姐二姐为一个篡夺继承权的私生子争风吃醋，未得善终。私生子罪行败露后，也死在嫡子大哥的剑下。卡恩教授的最后结论是:“超越法律的爱，对政治没有任何好处……法律是一个有缺陷的领域，一种悲剧，甚至只有以死亡告终。我们注定与法律为伴，但不能把一切都寄托给法律。”
这样的结论对熟知法律局限性之说的国人来讲，或许太过四平八稳。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这个结论是作者循着《李尔王》各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激烈的性格冲突以及吊诡的命运安排严密推理而出的，绝非像某些干瘪的教材语录事先将“正大光明”高高悬起。
在卡恩教授眼中，政治秩序与国家法律是融为一体的，这是“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评价政治秩序的试金石，它必然与权力控制紧密相关。法律要控制权力，除了节制低层欲望，还要规制高尚爱情。但欲望与爱情都是人性的两端，法律要保证纯然的理性必须控制人性的泛滥。法治的爱欲难题，难就难在天理人性与俗世律法的恒久冲撞。
李尔王希望以自己的权威审判改变嫡长子继承法，他的理由是“父爱平等”这一人性天理，但他的爱混杂了太多的个人喜好与权力欲望，非但未能得到预想的结果，反而驱逐了他最爱的女儿。但小女儿对李尔王的爱并未消泯，最后为了父亲香消玉殒。法律之难，不仅难在控制低劣的兽行，而且还得规约高贵的爱意。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但这恰恰又彰显了人性的真实和法律的尴尬。
柏拉图认为，理智、激情和欲望是人的灵魂的三部分。如果法律象征理智，它必然承担着调停激情与欲望的矛盾的均衡功能。如果法律代表情欲，它也要听从理智的规训，限制情欲的无度。然而，事实上，在繁杂的人性背景下，法律很难做到完美居中、不偏不倚，柏拉图的“灵魂正义”很难借由法律实现。法律很难维护纯粹的爱，其中有太多私利欲望;法律也很难承认普遍的欲，其中有众多不平诉求。当爱欲皆与法律无关，理智和正义又从何谈起?
理性的反面是疯癫。发疯后的李尔王在荒野中“模拟审判”，表现了法治爱欲难题的后现代式破解。非理性的疯狂作为黑暗的控诉者，始终扮演着理性的迂回替代角色。但疯狂终归是短暂的复明，一旦回到政治秩序的罗盘，指针又将摆回既定的方向。李尔王抛弃宽恕的大爱，难脱复仇的纠葛，因爱欲而死亡。
我们理想的法治应当是沐浴大爱阳光的正当欲望法则之治。但现实的法治总是离不开权力的驱策，需要适度私心甚至野心的浇灌。毕竟，懂得大爱的圣徒只是少数，生民广众只相信衣食住行的硬道理。掌握权力的人，必须角色清晰、逻辑一贯，切莫期待成为诸方兼顾的完美达人，必要的时候，冷酷乖张也无妨——这是法治的代价，也是爱欲的通达。
(转载自2010.5.27《法制日报》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