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幽灵同时在我们的头顶盘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有有关货币信用、有关金融衍生品、资本与货币市场的讨论成为长期热点。
第一次成为热点，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国内地帮助香港抵御住了针对港币的大举做空行为。而在2010年，索罗斯卷土重来，他耐心地在香港安营扎寨，等待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中国出现的大机会。
这一机会不仅来自于中国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更来自于各国拯救经济所发放的天量货币，到2010年，虽然实体经济仍处于艰难恢复期，但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股权投资市场、从香港到北京、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散发出兴奋的牛市激素味道。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不可能忽略这股熟悉的激素味，正是由于这种货币激素，911之后证券市场的短期下滑后急速回暖。金融业甚至实体从业者相信美联储可以解决一切。
这可不是鲁宾经济学的精髓。
鲁宾所著的《在不确定的世界》，并非针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他在高盛公司工作了26年后，成为高盛庞大的转型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进入高盛的行政名人殿堂，从1993年到1995年，他成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顾问，并于1995年到1999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因此，他的主要关注点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到911事件后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市场。
鲁宾经济学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成功减少了赤字，甚至还有赢余。鲁宾就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时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讨论赤字。在克林顿的两届美国总统任期，削减赤字与医疗改革、对富人征税等成为点燃火药桶的话题，反对者通常都是市场派的拥趸，认为任何减税都有助于提升企业效率，而出生于华尔街的鲁宾却成为民主党人，认为财政规范对国家未来具有极端重要性。
政策争议永远不会停止，鲁宾获得发言权，是因为克林顿时期是难得的低负债时期，而在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赤字一发不可收拾，奥巴马政府与伯南克合作对抗金融危机，用的是直升机撒钱的办法外加削减赤字、增加出口的口头承诺，疯狂赤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成倍扩张。
疯狂的赤字与疯狂的投资必然有疯狂的货币政策支撑，反之亦然，疯狂的货币体系必然催生过热的金融市场，必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实体与虚拟投资。
面对市场无止境的繁荣，身处其中的人总是乐享其成。在1995年以后的美国经济扩张周期中，格林斯潘仅提出一次非理性繁荣，事实上，在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密切探讨中，对于新的生产周期、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抱持极端乐观的观点，认为正是技术的进步、美国的市场创新能力、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低门槛的贸易政策与健全的财政成就了似乎永无止境的大繁荣周期。证券市场把乐观情绪放大到极至。
当时提出泡沫是不合时宜的，直到互联网泡沫崩溃、直到911事件发生，美联储的降息成为飘浮在华尔街的救生圈，不仅让所有的市场裸泳者获救，还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乐观，乐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
此时，鲁宾才会问，难道货币就是一切吗？结论是，投机总是过度发生。鲁宾问得太迟了。
货币当然不是一切，但掌握全球定价权的货币美元是止痛剂，是催化剂，是显示人性贪婪最好的镜像。
鲁宾直面东南亚金融危机，非常冷峻地指责到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糟糕之极，指出政府需要实施强有力的改革计划，以使国内外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相信：留下来符合他们的利益，增长和稳定将会恢复。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着手处理长期存在的软弱无力的银行系统或腐败现象等结构性缺陷，因为这些缺陷已令人无法容忍并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这段描述与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论调如出一辙，但事实已经证明，这套逻辑无法运用到自身，无论是墨西哥危机、911危机还是次贷危机，火烧自身时，美国的第一反映就是放松钱袋。
对于金融体系的反省与整肃遭到华尔街肥猫、遭到货币主义者的激烈抵抗。国性与人性相同，制裁他人易，治理自己难。
书中鲁宾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复苏之道津津乐道，认为制度改革与浮动汇率让东南亚成功度过劫难，经济更加健康，但他显然无法用这一套理论解释美国金融危机的内核。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滥发燃烧了别人，最终也会燃烧到自己。鲁宾的这套理论即便是正确的，美国也绝对不会用到自己头上。
有意思的是，鲁宾对于中国的观察，他正视中国的崛起，同时指出中国极其强硬的一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美达到共识挽救危机，但鲁宾预料到，在中美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
鲁宾与其他所有被经济危机漩涡卷入的人，现在更要正视货币主义在后危机时代恍若精神导师的作用，这位导师挟裏着各种货币，正在猛烈冲刷着这个世界实体经济的堤坝。当货币镇痛的效应丧失时，真正的痛苦来了。
曾在高盛执掌套汇交易的鲁宾认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黑天鹅随时可能飞过。这是人生观，也是市场现实。在泛滥货币的冲击下，资本货币市场更加不确定，成群的黑天鹅四处乱飞。
现在的世界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