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度陈仓的改革路线图
老爱书
这部《改革的逻辑》和《转型的逻辑》似乎有某种思想上的关系，但就体例上来看是大不同的，《改革的逻辑》是卫祥云先生一人思想的集合，其中大多是已经发表的演讲、谈话或文章，相比之下《转型的逻辑》体系性就差了一些，但是就两者对改革作用来说我更倾向于后者。
卫祥云先生想通过《改革的逻辑》阐述自己关于中国改革的计划，也可以称之为路线图。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和方案都是应该予以重视的，这包括关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及经济模式的改革方案。其实，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直接带来什么，而是它能够引人入胜，走入到更深的思考的殿堂。卫先生的改革路线图虽然不能让我认同，但他至少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值得去深入探讨。不过其中有很多具体的方案，不知道是卫先生的表达不够清楚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比较差，就像“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方案，他似乎想要表达增强地方党委的权力，但又反对地方党委对一些市场经济主体党委的领导，也就是说他并不同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他希望分层、分片的展开领导工作，同时他对党内民主等现有的方案不以为然。对此，尚且不论他的方案具体是什么意思，仅就其想法来看有些天马行空，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反对体制，又怎么能够强调坚持在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呢？这里其实就有了暗度陈仓的信号了。当然，提及这一具体改革方案的问题还只是我的一点儿不同意见，实际上卫先生的这本《改革的逻辑》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微观到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在改革，而是一种对某一个微观问题的技术设计，这与宏观性很强的改革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倘若仅仅把改革理解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设计，那只能认为这是技术官僚的擅长本领。此时此刻，我还并不想就这个问题与卫先生争论不休。倒是想谈谈他对经济领域的改革方案。他对房地产问题的思考已经很深入了，并能够将这个问题与国企改革相结合，确实让人佩服。然而这些探讨中提出的问题包括房产税引出的税制问题、国企改革引出的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问题。这些其实也是中国当前必须面对的经济、金融问题，税制问题不仅仅包括房产税，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应该回归经济学的原理，那就是税收的作用是什么？税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国家用来调节社会的公平分配，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重要特征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要以为这是一句没有的话，现在的税收是否真正的“用之于民”了呢？对于预算的相关讨论，是否真的做到了合理的监督呢？此外，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是否坚持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个税起征点目前的标准并不能体现社会分层的现实状况，对于社会上暴富的那部分群体的征税明显是不够的，更甚还有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已经使社会面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这就充分说明了税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也在书中受到了关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繁荣强大，是否完善关键在于中小企业是否健康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中小企业始终生活在夹缝之中，想要发展壮大有很多现实的条件制约着。中小企业是民众在改革开放后不断融入市场的产物，很多符合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目标仍被一些国有企业垄断着，使得中小企业市场准入得不到实现，甚至在面对国外企业的挤压下享受不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国外企业在国内的一些行业上能够放开手脚的投资，而我们的中小企业仍然是被旁落在一边。对于企业来讲融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或因为金融业的国有垄断，或因为中小企业不被信任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顽固阻碍，而目前的民间借贷仍缺乏法律上的相关支持，很有可能导致融资即非法集资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不断地被映射，卫先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我是基本认同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一个有效的划分，对于必须垄断的攸关国家的行业交予国有企业去经营，这不仅是一种经济需要更是政治要求，而对于目前国有企业控制的其他行业则应交予民营企业去经营，这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考虑，更是给予行业本身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代表着全民的企业形式，也是一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武器，不知道为什么卫先生很崇拜陈志武，更对其在《转型的逻辑》中接受访谈时提及的全民分股的设想表示支持。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谈谈我的看法，所谓的全民将国有企业股份进行平均分配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的实际要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和错误的方案。对于股票以及股份制很多民众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相信就有很多投机者去疯狂的收购民众手上的那些股票了，并且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去收购，结果社会上会迅速出现大堆的寡头、富豪，而这些人将全民所有制彻底的变为私有制。在我看来国家的“私有”也要比那些个人私有强百倍，那些人根本不值得全民信任，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永远不会有公平、公正的影子。
关于卫先生的微观改革方案使我感到值得一提已经谈完了，也就是说其他的内容在我看来并非我们改革当前所必须注意和不可忽视的问题。其实，自始至终我都认为卫先生在暗度陈仓，他对问题的揭露时而彻底、时而保留，在我看来他强调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非其真心话，更多的是一种迂回战术。卫先生甚至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近现代史十大人物”，其中竟然有张维迎和陈志武，我除了提出可笑以外，可能会顿时无语，但是我有着独立的思维不得不说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信徒，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所作所为都是贯彻自己政治信仰的，仅此我就可以推断出卫先生现今也系“靠右”站的人了。当然今天的社会和思想依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也认为不能因为某人持有右的思想就视为邪恶的，但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即意识形态间的争斗现今并没有消靡，相反它正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加剧。诚然卫先生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有自己长期以来的观察和分析，提出了要着重注意的例如反腐败、教育、食品卫生、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业的整顿、金融产业的发展及行业协会的国际化、正规化等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但是卫先生也因为回避宏观问题，只关注微观调整和改变已经离改革的宏观性渐行渐远。《改革的逻辑》就像一副药引子，它让我有机会思考改革的问题，有机会和卫先生展开思想上的碰撞。当前我们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有三个：第一，社会价值的扭曲，要纠正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在社会领域表现出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错误价值观。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让人无奈，甚至嫉妒反感、恐惧的事情，“华南虎事件”、“小月月事件”、“毒胶囊事件”以及学历、学术造假等事件，这些事件正在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的主流思潮，民众面对一个人的生命受到的威胁变得无动于衷，对于能够一举成名的机会变得饥渴难耐。这些都说明社会价值正在被扭曲，只有将本属于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清除出社会领域，才能逐渐重新树立起本属于社会的公平公正的思想道德体系；第二，法治社会的步伐距离大众的期许还很远。法治社会就是以制度作为根本的饿标杆，一切问题都应该以法律、制度为唯一准绳，但目前的一些法律、法规上没有真正的落实，又如何谈及法治社会的构建呢？更何况我们目前一些制度仍然落后，很多不符合社会实际的制度尚未改革。我想以反贪为例谈谈这个问题，很多人总希望通过官员素质上的提高和相关部门的打击遏制腐败，但我认为这些都不如制度约束来的实在、有效。长期以来，我们收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建立了一种公务员服务靠的是无私的奉献，这种倾向直接导致了国家公务员收入制度和水平不符合正常的工作预期，致使其不断地寻找寻租的机会、牟利的机会，我尽管不同意所谓的高薪养廉，但是现实反映出的小公务员微薄收入的现实正在重重的敲打反腐败的决心，在微薄的收入下掌权的人会利用权力寻租，而无权的普通公务员不惜违反《公务员法》而实实在在的经营自己的副业以弥补自己的“损失”。第三，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可避免。卫先生总希望模糊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就会受到其反对者无情的批判，但是他忘了意识形态总是要在政策中得到体现的，并不是真的“很虚”。其实任何国家改革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种抉择，即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可能选择了中左、中右，当选择了极左或者极右的时候改革就会变成革命。卫先生不断地强调自己是站在执政党和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改革的问题，但我只能认为要么是他没有认真的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要么是他故意为之将改革引向非常危险的方向。他秉持右的意识形态，强化行业协会的作用，尚且不论其对于行业协会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但就其将“放开”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就能将社会复杂化。如果了解前几年中亚政局变化的人就应该清楚“颜色革命”，这些所谓的“革命”使得那些国家的政权进行了更替，其中起到较大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它们比政党更有隐蔽性，通过接受外国的物质援助它们在国内塑造反对势力，这对于政权本身来讲就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我并非否定行业协会的作用，更无反对其发展的用意，但是行业协会要发展就要先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必要的监督使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正面意义更大。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对左翼思想的领会已经深入骨髓，倘若要进行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只能以中左为唯一选择，右的思想和极左的理念都只能分化社会、激化矛盾。
洋洋洒洒的谈了这么多，到底是《改革的逻辑》的功劳，尽管我对卫先生的“改革路线图”有诸多不同意见，但必须承认书中谈及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因为他们已经存在，而且也必须拿出改革的巨大胆识去解决那些问题。暗度陈仓的改革路线图终将不能成功，那么就让我们光明正大的拿出全面系统的改革路线图，最终强大国家、复兴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