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改革的逻辑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
旭日方升
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对“改革”的字眼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像穿衣吃饭，已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一旦停止或有所改变，反而不适应了。仔细想来，人们对改革的熟稔实际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改革已深入人心，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让人们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已经确信只有继续将这条路走下去日子才会越过越好；第二，正因习以为常，人们对“改革”一词已有些麻木，以至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许多人打着“改革”的幌子瞎折腾，为改而改，丝毫不考虑长远发展，只图眼前利益，从而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渐行渐远。因此，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思量改革的定义，理清改革的逻辑。
《改革的逻辑》一书是卫祥云先生近年来一系列论述的集锦。卫祥云先生曾是国家商业部的官员，当过两家行业协会的掌门，如今他还是研究经济社会改革的学者。以这样的人生履历来看待经济社会问题，让他有着和普通学者不太一样的视角，甚至在某些领域更有话语权。这一点，从书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虽然很多文章是卫先生的随笔，但并不凌乱，整体来看，这些内容可以清晰的分成三个部分，而本书也正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部分经济社会改革，第二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第三部分行业管理改革。如果说第一部分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相对凌散，那么后两部分相对独立的论述则各自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点。不能说卫先生的观点有多么正确，多么合理，但确实，他的许多见解让我深感认同，比如房产税改革的基本逻辑，土地产权改革的势在必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分类管理，大力发展各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民间智库，等等。从这些问题的思索中可以看出，卫先生对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观感和最合逻辑的判断，同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也是许多由国家圈养的、只会揣摩领导意图说话的专家智囊们永远难以企及的。但同时，在卫先生的论述中，我也看到了一些自相矛盾或论述不清之处，也因此产生了些许疑惑。
第一，关于“顶层设计”的论述。按卫先生的观点，“‘顶层设计’是个好东西”，同时，“‘顶层设计’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说法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既然“顶层设计”既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坏的后果，那又怎能说它是个“好东西”呢？实际上，所谓“顶层设计”只是对当前中央决策机制的一种表述罢了，它反映的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机制构建改革方略的一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结果导向，所以也不存在好坏之分。设计好了产生好的结果，设计不好产生坏的后果，所以它本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该以好坏论之！
第二，关于“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的论述。卫先生说，“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即研究取消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重领导架构’，改变党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国有企业和各类经济组织的领导方式。形成中共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乡镇党委和村（社区）一级基层党组织五级架构，任何社会组织中的基层党组织分别属于地方一级党组织的领导。”对不起，恕我愚钝，我实在没弄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架构，所以，对于这种改革能否产生效果也就无法判断了。希望卫先生在将来的文章中能有更清晰的论述，届时再做探讨。
第三，关于“国有企业分类管理”的论述。在部分文章中，卫先生将国有企业分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两类，而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中则提出“探索实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卫先生认为，“‘公益性国有企业’涵盖面较窄，应为‘垄断性国有企业’并包括部分公益性企业，如供水、供电、供气和文化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等。并“认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而在本书后记中，他提出“确切的分法应该是三类，即公益性、垄断性和竞争性，当然，部分垄断性国有企业兼有公益性”。既然公益性与垄断性国企存在交集，那么“公益性、垄断性和竞争性”这样分类是不是有些不妥呢？卫先生有没有通过认真研究验证如此分类的合理性呢？不是我吹毛求疵，卫先生自己不也说只有理论界定清楚才不会在实践中出错吗？此外，关于在垄断性和公益性国企中实行“准公务员”管理究竟是否可行呢？卫先生只说这样可以解决部分国企员工收入过高不利社会公平的问题，但这是否又打击了国企员工的积极性呢？毕竟名义上的公务员待遇还不能给予他们和公务员一样的发展空间。
以上三点是我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疑惑，尚有待求证。但从整体说来，本书带给我的更多是启发，至少能够促使我去思考这些观点或改革思路的可行性，让我在与作者的思想碰撞中，对一些自己不够熟知的领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纵观整部书，作者都是在为“顶层设计”建言献策，都在谈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唯独对政治改革谈之甚少，只提到一个“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改革”却还说得模糊不清。难道作者在刻意回避吗？不然大谈改革的逻辑又怎能不涉及政治改革呢？在我看来，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有不可脱离的关系。作者在书中也提到：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已不是源于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而是源于历史进步洪流的裹挟和科学技术的突破，属于“被增长”或“被推进”。这也说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捷。邓小平曾说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根本问题”。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由此可见，谈改革的逻辑，不能离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根本。所以，我期待像卫先生这样独立研究的学者们能够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加以研究探索，从而不断推动公权力更加开放，促进民主政治最终实现，而这才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最关键最根本的逻辑。
2012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