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几个秘书中，自视甚高的陈伯达在文革中迷失了自己，年轻气盛的田家英在被要求搬出中南海的时候愤而自杀，只有胡乔木最终平稳地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退出历史，这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从1941年作秘书后，第一次为毛泽东校对书稿开始，笔杆子的定位差不多成了胡乔木25年秘书生涯的主要标志。终其一生，他也以中共中央一支笔而名世。他确实起草了太多的历史性文稿，一支笔确实名至实归。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协助毛泽东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该决议的最后形成作出重要贡献。1948年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新中国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参加起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1980年至1981年，他又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接着又负责起草十二大的重大文件。
然而，他不仅仅是个笔杆子。他还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许多重要社论和新闻。他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他还做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第一任政府发言人，还兼管中共中央编译委员会，等等。建国初的一段时间，他实在太忙了，不仅作秘书，还要管政务，又要每天审《人民日报》，甚至亲自写社论，更要参与各类大材料的起草，先后两次病倒。
他成为一支笔，完全得益于他早年形成并长期坚持的勤学不辍和视野开阔，形成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知识宽度、高度和厚度，于是一些大材料、大文稿的出手，一般非他莫属。到了最后，重要的中央文件，不经胡乔木过手发了不放心；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不经胡乔木审校不敢付印；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非得胡乔木过关不可。这既是对他的敬重，也成了他的负担，使他薄弱的身子不堪重负。
然而，身子再累与精神累却无法相比，在庐山会议政治风向的突然反转间，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会议的一开始，大家一齐在批判“左”，胡乔木也参与其中；然后会议的最后关头，风向突转，矛头直指“右”，尽管胡乔木及时跟着主席转向，按批“右”的基调组织起草会议公报，最终没有落入黑名单，但由此给他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并由此产生了精神上的疲惫不堪。到1961年他又病倒，终于被批准离开北京开始长时间的休养，也由此彻底离开了秘书的岗位，直至最后连见毛泽东一面也困难。
文革中，既然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也能被一群人随随便便拉下来批斗，最后悲惨地含冤死去，那么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其他人命运可想而知。文革开始后，胡乔木不幸也被红卫兵盯上，由批评到批判再到批斗，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也只换来短暂的保护，身体与精神的摧残很快接踵而至。但命运依然眷恋着他，毛泽东突然间到已经离开中南海的胡乔木家中拜访，从此保障了他不再受到红卫兵的批斗，然而还得闭门继续写检查，继续看病，接受与他有关的各类单位的外调。
然而，他始终没有被历史忘记，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他被起用，并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等重要文件，但邓小平很快再次罢免，胡乔木又开始了写检查的日子。再到四人帮覆灭后，邓小平再次出山，又起用了胡乔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便出自他手。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从1945年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到1980年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的经历只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终究是一个书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不能不深受影响，又由于文革的习惯性影响，使他在反对“两个凡是”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但此后他便以一支笔的风范开始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他的书生本色使他与众多的文学艺术界名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被称为头号文化首长，一些趣事佳话广泛流传。
总之，胡乔木就是一个书生，一个勤勤恳恳了一生的书生。但做书生怎么样？至少我是敬佩和向往的。而胡老先生恐怕也是不后悔的，至少在他去世前，依然没有做好放弃这种生活的任何准备。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