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书也看了不少，像袁剑的《大拐点》，郎咸平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周天勇的《中国梦与中国道路》，黄树东的《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张维迎的《什么改变中国？》，卫祥云的《改革的逻辑》，这些都是中国学者以各自视角观察中国改革得出的一些结论和思考，虽然不免个人偏颇之见，但读来依然受益匪浅，能够引发读者更进一步的思考。由此，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了些自己的体会和领悟，但还不甚健全，没有形成系统的思路，也没能从俯瞰全局的高度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样，对于中国改革究竟向何处去，也是依旧摸不到头脑，只知道理清改革的逻辑应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只有形成共识，才能凝聚力量，开拓向前。那么，如何形成共识，形成怎样的共识，自然成为摆在国人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我很想听到高屋建瓴的理性声音，能够一扫迷雾，透视中国改革究竟路在何方。
华生教授这本《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期盼。对于中国改革的对与错、得与失，他毫不讳言，从文字中，你能感受到这是一位无双国士用心血在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之路描绘蓝图，其热情与理性共生，其诚恳与无私尽览，有为启蒙中国矢志探索的梁任公启超先生之风，有为救亡图存不惜骂名的杨晳子杨度先生之志，其高度令人望尘莫急，其胸怀让人感佩之至。与两位先贤不同的是，华生要幸运得多，他生长在一个更好的时代，一个民智渐开、民心思变的时代。就像他自己所说，改革是要有社会基础的，只有当社会潮流涌动，改革方略与路径能够被民众接受之时，改革实践才能顺利开展并取得成功。显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与一百年前的帝制末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此，华生的国士之策才有了在实践中推行的社会土壤，才有了引导中国走向改革成功的可能。若任公与晳子先生得见，当叹自己生不逢时，当然，更会为百年之后中国依旧有华生这样的国士而深感欣慰。
那么，既有国士于此，当看国士之策若何。
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机制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掀起一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著名论断，这对于刚刚从“文革”十年高压政策下走出来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思想解放。也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也成为学界及众多有识之士关注和辩论的焦点。那时人们的思想是混乱的，对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都不明确，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是“要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社会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果断提出要搁置争议，走走看，“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中国经济也正是在这样不断“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可以说，当年的改革并没有全面而系统的设计，只是凭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信念一步步走到今天，像华生、吴敬琏、张维迎等学者智囊的许多建议和设想被领导层采纳，为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究其本质，这种“建议”和“设想”本身也是一种“试错”，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实践应用。
如今，中国经济已初具规模，社会及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深化改革已经成为民众心中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然而，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使改革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看清改革现状和问题，理清改革的逻辑，明确改革目标，并通过“机制设计”做好充分准备，是当前改革的首要课题。为何需要“机制设计”而不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呢？首先，3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的社会环境与改革之初已是天壤之别，以前河水浅，只需要凭着一身胆量就能够前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已经靠不住了，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既然已不能回头，那么，必须找到或者设计一条能够安稳过河的路，这时，没有智慧而只凭蛮力和勇气是极其危险的。其次，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掌控着经济社会运行的巨大权力，在目前的政治权力格局下，中央政府无疑是引领中国改革的掌舵者，只有在中央层面做好“机制设计”，中国这艘航船才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会迷失。所以，从目前形势来看，做好“机制设计”是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从社会改革到政治改革
在本书中，华生教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有关的“机制设计”。在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四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迅速萎缩，使得对外依存度过高的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在内需不振的境况下，经济增速放缓几乎已成定局。而经济放缓对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同时，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连串社会问题都将中国改革逼到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境地。经济改革强大的带动效应已经失去，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调结构、促转型，已成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在华生看来，中国将进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阶段。其实，社会改革早已提上日程，从本届政府上任伊始，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就标志着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社会改革。因为只有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才能够确保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社会改革正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所在。
很多人都将焦点聚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但就像华生所说，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权力过大，所以造成了“万事找政府”的不良现状。道德衰落、人心不古、贪污腐败这些自古有之、世界有之的现象，在许多中国人眼中都是过去注重经济改革而忽视政治改革的遗患，于是，许多人将枪靶子都对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以为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华生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有些极端，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的存在并非仅靠政治改革就能够解决，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民主社会的实现是以法治保障和公民平等权利为前提的，是一个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显然仍有许多功课要做。所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虽是中国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但同时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它需要广泛的社会改革为之铺路，需要公民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更需要法治取代人治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而这些，都是我们当前社会改革着力要做的。
社会改革的要点，包括新城市建设、以城乡和劳资关系为中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社会事业领域包括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等，以及政治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党的建设和改革，华生教授在书中有详细表述，在此不再赘述。
三、从凝聚共识到双轨战略
改革是需要凝聚共识的。只有社会各阶层在发展目标上达成一致，共同努力，改革才能有所进展，才可能取得成功。30年前经济改革起步之时，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在改革路径上有所分歧，但那时大家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计划经济不能再搞下去了，必须有所转变，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之路才迅速拉开帷幕。
而今天，改革之路行走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利益集团的崛起引发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对改革发展方向的分歧。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改革越发需要凝聚共识，亦即明确目标和方向，设计框架和规划。但是，凝聚共识却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年来改革的一个巨大的副产品就是思想与纲领脱节，言辞与行动分道。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占领了规划的阵地，堵塞了思维空间，萎缩了行动的能力”。许多人虽喊着改革的口号，却在改革的幌子下做着与改革背道而驰、并趁机浑水摸鱼的勾当。所以，现在中国社会需要的并不是宏大而空洞的口号，而是能触及实际和指导行动的纲领。比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股份制之后企业改革的方向何在？如何看待和应对还在强化的两极分化和利益固化？如果社会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那么首先要动摇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从哪里起步？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是以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那么党内民主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实现人民民主的规划和步骤又是哪些？”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我们就难免总是在漫无目标地摸石头徘徊。只有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才算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才有了前进的动力。
改革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转型。过去30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原因除了方向正确以外，最主要还在于它采取的基本战略自觉和不自觉地是正确的。如华生所说，“这个基本战略实际是一个方向正确妥协前进的战略，一个渐进的战略，或者说我们习惯上说的‘双轨战略’”。“它保护、承认和转化既得利益，发展和巩固新生的市场利益，换句话说，是通过保存存量、转化存量来发展增量”。“双轨制”改革战略成功推进的奥秘就在转化和发展，它不像革命那样轰轰烈烈，激荡人心，也不会像革命那样容易造成社会断裂、发展停滞，它在实现经济社会变迁和转型的伟大使命中保持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对抗，即使有震荡也不会翻船。30年的改革发展历史证明，“这种改革秩序的有意或者无意、主动或者被动的选择，就是中国改革的妥协性和改良性，也是它真正伟大的地方”。若晳子先生得见，必会为中国今天改良之路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当然，他的全部理想至今并未完全实现，“宪政立国”之路还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辅以合理的战略继续推进。
所以，中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现在主打的社会改革，以及以后不可避免的政治改革，都需要沿着这么一个“渐进式改革”的逻辑或战略走下去。正如华生所说：“改革，不是革命。一个思路、一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看上去也许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关键在于能否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变，使它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旭日方升
2012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