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现实与“自负的探索”
中国改革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对于国际上一些正在改革的国家甚至将中国改革当做一种模式进行学习、模仿，可见中国改革可谓前无古人的作为。《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是华生多年来对中国改革的思考和具体建议的集合，就身份来讲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但这个身份并没有局限其在改革过程中的全方位思考，基本上涉及到了经济、政治及社会改革的领域。
华先生对于中国改革而言可谓是较早的参与者，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先驱了，但是中国改革至今尚没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定论，也足见中国改革的复杂程度。从经济改革入手的华先生认为经济改革主要是两个大的领域，那就是土地制度和国企的改革。土地制度一直以来是中国政治变迁的重中之重，历朝历代在最初为政权稳固打基础时都会强化对土地的基本控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给予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一定的优抚政策。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则更显得突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失败就是因为长期忽略农村的核心土地制度变革，大地主长期垄断对农村土地的控制，至于农民则成为了典型的社会底层，没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终于，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就从农村开始，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基本的形势，毛泽东准确的把握到了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以此作为立足点展开了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和改革，终于赢得了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支持夺得了政权。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后也认识到了土地制度的问题，即刻展开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为其在台湾稳定局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们现今的改革依旧要以高度的关注，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土地问题一度成为影响农村、农民和农业效率的根源，由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经营管理权直接导致了生产积极性的极大挫伤，酿成了那时的悲剧。改革开放后，虽然基本上换给了农民对土地的基本自主权，但是仍有强占、强征的问题出现，甚至打着城市化的借口“逼着农民上楼”，在这里并非仅仅一个居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生计直接受到了影响。华先生认为土地制度连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去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但我却认为此时的土地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中央已经对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但是在这里就经常会被扭曲，因此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依法办事才能使得农村稳定、农民安心、农业昌盛。关于国企的改革问题，华先生在书中担心并多次提出的国企改革并非简单的私有化，在这一点上我是十分认同的。国企的发展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开始，不过最明显的是在朱镕基主政时期，大多数的国企进行了拆分重组，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国资委的监控下问题仍然发生了，因此才出现了著名的“郎旋风”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中就已经非常明确，俄罗斯之所以有那么多知名的寡头，就是因为在苏联解体时出现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并且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了国有资产的贱卖，大量的流入到了个人的腰包里，结果甚至造成了对国家政权的威胁。
至于对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思考则更加显出华先生的宏观视野，在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思路上我也有一些想法，巧合的是也能和华先生契合。要明确改革的思路和策略，首先就要认识到相应的领域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中国社会经过了长期的改革开放后，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也许是任何社会转型所不可避免的阶段，中国自古以来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思维体系和道德理念，然而经历了多次近现代的革命和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撞击，这些中国所独有的东西似乎已经支离破碎，很多看似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竟然轻易的被大众所接受，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问题。当所谓的“二代现象”不再被大众所关注时，就是这个社会即将出现危机的时候，因为那时就是对特权习惯和漠视，对于社会的整体问题和维系是决然的危机。华先生似乎在这里没有系统的给出一个方案，但我却能感受到了一些富有逻辑性的建议，对于这些问题华先生是希望通过对公民社会的构建、公平正义机制的建成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新建构来阻止目前社会不断变异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在使得社会整体走向未知和危险。在我看来社会改革的策略是要以社会个体为基本指标，注意社会个体的幸福度，在这一点上最近央视在进行一个所谓的抽样走访调查，得到的结论并非让人满意，但这样的做法值得称赞。要全面了解社会改革的程度和成果，就必须站在社会个体的真实体会上来，要不断加强的就是公民个人权利的维护，并要从制度上给予保证，只有公民个体感到充分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时，才能真正说明社会的维系度得到了保证，进而才能真实的构建和谐社会。现在有些人错误的认为稳定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实际上前者仅仅是一个基础而已，并且要清醒的看到维护稳定的方式方法也并非仅仅依靠国家强力部门，更要着重的是强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扭转正在不断异化的社会认知，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的体制机制的配合。华先生在书中提及的关于特权和福利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特权现象没有现在突出，其实是一种误区。当然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应该清楚，一些领袖个人的素养和对自身修养的严格要求，使得特权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制约，但在一种人治的环境下，特权也是必然的产物无法避免。为什么在那时没有那么突出？原因在于那时的特权基本上是合法的，不被看做是不正常的，但是当前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人们接受到的平等和反特权的思想逐渐增多，加之法律上也逐渐强化平等的意识，网上频频爆出的高价烟、“表哥”说明了社会主流民意对特权、腐败的极端厌恶，甚至仇恨。这里存在这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华先生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到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现今普通人的上升渠道还有公正的一面，还有机会向上流动，但不可否认这样的渠道正在变窄。因此社会改革要做的就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否则仍旧会功败垂成。政治体制改革在华先生看来不能操之过急，这可以说是负责人的看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谨慎，苏联的历史已经作为标杆警示着我们。各国改革都是为了能让国家更加的强大和繁荣，但是华先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民主的到来、人权的加强真的就能让我们改革成功吗？答案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否定的，因为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已经走了那条路，但是并没有出现让人可喜的变化，这说明民主政治和优越的人权并不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足的前提。当然，华先生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对持民主和人权消极态度。根据罗斯金先生的《政治科学》所谈及的合法性原则，任何的政权都必须面临合法性的考验，然而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民主、法治的国家向来不用担心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非民主、法治的国家必须依靠强大的发展动力维系政权的安稳，一旦发展动力消失合法性问题立刻凸显出来，他的这个理论虽然稍显武断，但毕竟是有完整的逻辑的，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即使如此，也还必须清醒的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和前提，否则改革不仅会失败还会将国家整体拉入深渊，一些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学者常常武断反对的执政党和政府，甚至可以说绝对的反对，这些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一丝的好处。华先生认为民主真实的施行必须要以法治为基础，这一点我十分的认同，实际上在我看来没有法治的民主不仅不会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成为恶劣的民主比专制还要坏。因此，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强化法治，同时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因为法治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立法、司法和执法得到尊重，尤其是要保证司法的公正权威。有了法的权威，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种种民主失败的迹象了。
华先生在《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中对很多改革中所遇到的敏感、热点话题没有退避，反而认真进行了剖析让人对中国改革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过书中一些观点看法仍有待商榷，华先生提及党内民主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这确实有着比较现实的态度和立场，但是党内民主对当本身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作为一个组织性和凝聚力强的政党，发出的声音必须要统一、一致，不能出现党内的严重分歧，在西方国家的政党尚且如此，更何况共产党。列宁、毛泽东等长期领导共产党执政的领袖对党的集中统一有着深刻的理解，党内民主无论如何深化都不可能与西方民主中的方式、程度相提并论，最为基础的始终是民主集中制，一旦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开展民主就必然导致党内斗争、党的分裂，这是任何一个党的领袖所不想看到的。此外，关于宏观经济的讨论仍旧纠缠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尽管常常强调凯恩斯主义并非仅仅主张政府调控，但是现实仍旧是在这里存在分歧，张维迎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仍执着于政府的全面退出，无视几十年来改革中积累的经验，甚至还错误的把改革开放设计师的邓小平归于新自由主义者。这完全是无视事实的结果，还不清楚关键问题不是政府应不应该干预经济，而是如何干预的问题。
《中国改革做对和没做的》整体上是对中国改革已经走过历程的基本肯定，总结了并提出了他认为做对了的和还没有开始或深入的部分。中国的改革涉及的面广、人多，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的完整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因此难度很大。也正因此，这场改革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并且在没有成功前很多东西也都是未知的，但是改革的基本方略仍要继续推进，而这个方略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讲是一个“自负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