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7日，加拿大最大的音乐厅、位于多伦多市的能容纳2600人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座无虚席，加拿大电视台实况转播。事实上，一个多月前，票在上市后的几天内即销售一空，创下了该音乐厅的纪录。这不是一场流行乐的演唱会，不是世界顶尖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也不是宗教礼拜活动，而是一场辩论会。辩论的主题就是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
作为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学者，我是辩论会的四个主角之一。我站在舞台上，感到阵阵目眩。这也许是我这个学者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场面了。我的的确确地被明星了一把。在辩论会的前后几天中，我体验到了Lady Gaga、麦当娜、郎朗的待遇：头等舱从北京飞往多伦多、专门接送歌星和体育明星的超大型SUV把我从机场接到了酒店，加长的林肯又把我从酒店接到了多伦多大学，与他们的公共研究方向的教授们座谈，下午又被送到了汤姆森音乐厅为明星专门准备的单人化妆间，各种酒水、专业的化妆师一一配齐。的确，这是一个集娱乐、学术与公共活动于一身的大活动，这种活动也只能发生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极其发达的加拿大，而话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学者，在西方受过多年的教育，对这种场面我心知肚明，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能力、造诣所带来的，这完全是13亿人口的中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前进而引发的世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这是一场游戏，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芒克辩论会作为西方世界一流的高端辩论会，把“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作为辩题，请来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大师和实践者基辛格，请来西方知识界最叫座的名嘴、CNN电视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这当然非常好理解了。至于我，我始终认为那是个巧合，我只不过是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话题上碰巧出现了。
我想我们每一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事实上都是社会变迁的一份子。我们与自然科学家不同，我们的每一个言论事实上都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社会的变迁。因此，在一定的场合下，我们不得不“违心地”表达个人观点。
芒克辩论会事实上给每一位根植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中国民众回答的好问题：21世纪有可能属于中国吗？如果有可能，可能性一定来自于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从而使中国在21世纪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我们最应该也必须讨论的话题。
21世纪初，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经济和政治格局乌云密布、乱象丛生，世界处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之中，在这种环境下，我想绝大部分民众都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办好自己的事情，站稳脚跟，那么中国将会逐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逐步恢复到它在几百年前的国际地位。那么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呢？基于我若干年来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我认为中国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我们国人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初步呈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经济今天的体制与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在很多重大方面改革远远不到位，甚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认识还极其不足。
现代市场经济涉及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点，至少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有三个重要的维度需要认真把握。
第一个基本维度是生产与交换的具体制度安排。在这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还远未完成，其中非常核心的是生产的制度安排。我们过去简单地认为，只要产权和所有制明晰的制度安排就比较合理了，但这种认识恐怕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我们看到，全球的生产领域的制度安排既有像美国式资本市场运行加大股东式的生产企业的制度安排，也有韩国式的家族控制的企业加财团的制度安排，更有像德国式的家族与政府共同影响的制度安排。今天我们社会上激烈争论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等问题，本质上就涉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而这种未来的生产型的制度安排改革，需要与中国社会种种社会制度的禀赋要求相一致。由于中国社会当前对于私人产权、对于守法的家族性的运行有了一定的容忍度，对于部分的政府控制也有相当的容忍度，因此德国式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第二个基本维度是维系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制度安排。必须承认现代经济具有内生的基本的波动性，这种波动往往是巨大的。金融危机就是证明。为了应对内生的波动，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必须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安排。
公共品的厘清与提供。必须认定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这些产品和服务因此要由国家来提供。在这方面，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至今为止，英国与日本显然认为一些基本的新闻和媒体服务是公共品，因此英国广播公司与日本的NHK都是国家出资、政府监管，美国没有这一传统。再比如，基本住房服务在新加坡被理解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国则更多地被理解为私人产品。
是否应该进行收入再分配？是否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和谐度？不同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千差万别。福利制度同样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是20世纪初英国首先提出，在德国得到了大力推进的。一个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维系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财政也是维系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性制度，这里又有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是来自于国有企业还是来自于税收，国家要不要控制一部分盈利性资产，要不要控制一些非生产性金融资产。
此外，宏观经济的管理体制，比如央行、证监会和银监会等方面的管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即便最保守的自由意志者也承认。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复强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央行有天然的职责，必须大量印钞；而且，央行需要与财政部协调，而非孑然独立。再有，维系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监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对相关金融机构是否要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监管，对它们的资本量、风险程度是否要不断监控，甚至是征收惩罚性税收等。
第三个基本维度是利益冲突的解决和权利分配的机制。经济中的各个利益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友好协商的途径来解决。即便罗纳德·科斯也认为，要维系市场运行，必须有一个有约束力的法庭做背景。权利分配与此密切相关，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决定着交易双方如何进行协商，这也是科斯反复强调的。事实上，科斯定理的要点就是强调权利分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在把权利划分清楚的情况下，同时存在公正的第三方合同执行者，市场双方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商谈判，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根据以上思路，我们讨论改革必须从社会的基本偏好和基本约束入手，我们不妨称其为中国改革的社会禀赋，就像自然条件的禀赋一样。这禀赋包括什么呢？概括地说包括三大变量。
第一大变量是民众的市场经济的理性度，也就是指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以及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能力。
第二大变量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莱弗在他的著名文章《新比较经济学》中特别强调，不同的社会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度上的选择是不同的。当然，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较低的犯罪率，也包括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差距，还包括各种各样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不同地区的中国民众偏好是不一样的。
第三大变量是政府的能力，也就是指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一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有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能力极强，比如新加坡政府，能够做到低腐败，比较高效地贯彻执行一套经济体制；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现腐败和能力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情形。这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也不能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变量。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政府对民众负责任程度的提高，这一变量也会改变。同时，不同地区的政府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如果再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基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么可以断定，中国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在全球范围内是可以拥有它的号召力的。放眼世界，像美国那样的移民社会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足的国家，毕竟没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像中国这样古老的、自然资源稀缺的、人数众多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中应该是多数，因此，中国的价值观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该具有它的独特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