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困境，本书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是把握好战略与执行问题。在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关于时势的判断最为重要，不仅决定了国家的发展策略，还将从长远影响国家的发展，不可不慎，然而日本的战略决策显然让人失望。所以，作者感叹到，日本的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共同点是执行力好，决定好任务后可以准确无误地执行，但是也存在同样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能力制定出有战略性意义的决策。若在对照中国，则似乎情况相反，中国从来不缺战略家，然而有战略，缺执行。这种现状也就催生出了《细节决定成败》这样的书在中国流行，催生出了关于执行力问题的一系列反思，政府的战略举措实施不好，是执行力出了问题；企业的发展目标不能实现，同样是执行力出了问题。
二是突破改革的阻力。作者反思道，日本的法律更具有大陆法系的教条主义特征，所有的条例、法律也好，都是官僚动笔，由官僚逐条解释；结果，与国外相反，日本的法律70%由内阁提出，制定法案的实际人员是政府的中层及办事人员，整个过程政治家一般是不参与的，法案通过时也会通过官员与议员的私下沟通达成一致，结果国家的权力已经官僚化，形成了官僚内阁制的景象。不仅如此，官僚们还坚决反对改革，因为他们要继续维护这种谁也看不懂的真实政府权力运行架构，以“不透明”作为他们自身利益的护身符，有可能将法律偷梁换柱改成政令，有可能将改革的成果葬送，让通过的法案成为废案。所谓的公务员制度，虽然引入美国，但依然无法从实质上改变官僚治国的现状，让一切法律、权力制衡显得无力。不仅仅如此，官僚还控制着创新的进程，以手中的权力独占科研立案资源、研究承包结构，形成了围绕政府项目的御用科学家，他们可能分到丰富的科研经费，就是实现不了真正的科技创新。如果对照日本的情形，则中国的改革同样面临官僚集团的阻力，以维持现状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或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也同样存在作者所叙述的情况。所以，改革某种程度上是官僚集团的自我改革，改革的勇气其实也是官僚自我改革的勇气。
三是高度关注青年问题。在书的序言中，作者引用了自由职业者赤木智弘的一段话，“打破这种闭塞状况，为社会重新带来流动性，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战争”。这足以说明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变革的渴求和绝望。作者解释道，要是在四十年前，年轻人可能就去参加学生运动了，可惜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能让他们激情澎湃的宏大理想，他们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只能在网上构建自己的虚幻空间；正式职工的凳子全被老一辈的人占据，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一辈子当自由职业者，漂泊无依。正如作者所言，现在中老年“闲散富裕族”的“安心”是建立在年轻一代“穷忙族”的艰辛之上的。在强大的时代壁垒面前，伴随着对抗的无效，是走向对抗的反面，逆来顺受，学会知足常乐，去发现长期停滞的生活也还算是舒适安逸，而日本的年轻人已经有这种倾向了。再联想一下欧洲的经济危机，失业率最高的群体是年轻人，他们怎能对政府满意，又怎能不在骚乱事件中发泄一番，甚至铤而走险。再想一下从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什么要对青年人专门讲一段，对青年给予亲切关怀，对青年寄予厚望。可以说，今天的年轻人是幸运的，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多数人有父母可以依靠，国家的不断强大给予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他们也是不幸的，随着人口增速的减缓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国家福利的包袱注定要由年轻人在将来承担；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当上一辈已经牢牢占据越来越稀缺的社会资源时，年轻人只能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哀叹。所以，一个有远见的政党，必然高度重视青年群体；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然高度重视青年问题。
在本书第一章的题记，作者引用了村上龙的话，“这个国家什么都有。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唯独没有希望”；在后记的最后又写道，“所以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缺少的不是希望，而是逼近人们穷则思变的绝望”，看来作者对于日本短期走出停滞的悲观。日本是这样，中国又应当怎样汲取近在眼前的教训，在还有充分主动权的时候，及时调整和改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