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凭自己的部分经历和记忆，应用“平民”的利器“WIKIPEDIA”检索写出的戏作,来参与关于“精英”和“草根”的讨论。就象编故事那样，写到哪儿算哪儿，全当是“演义”。
1996年，我还是个对美利坚充满新奇与莫名膜拜的人。清晨6、7点，我照例会从公寓乘电梯到楼下，然后到“中央公园”里跑步。还在中国的时候，我是通过一些通俗书刊了解美国的，比如：纽约、中央公园、时代广场、麦迪逊大道等等。对于Central Park的盲目崇拜，导致了最初在纽约曼哈顿的安营扎寨。但也就是96年，Central Park带给我的好奇和震撼，竟和“互联网”有关。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关键词”，激发和加深了我对于互联网的兴趣。正如这条“今年的《时代》周刊将全世界的网民评为2006年度人物”的新闻，引起关注或轰动，部分原因是因为杂志本身的严肃性和知名度一样，那时候的TIME，简直就是我崇拜的“圣经”。在那一年的三月号的某一期上（可能记忆有误），有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名引起了我的好奇：人名叫：Carl Malamud，地名就是：Central Park。前者是因为这名字和刚学英文时“马克思说：外国语是人类斗争的武器”里的卡尔马克思有点象。后者不仅是因为那时我天天跑步要到的公园，而是此地的“Central Park”，竟然完全是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的。
TIME的那篇文章引起了我极度的兴趣，它是这样说的：“自19世纪欧洲首次举办世界博览会以来，世界各地的人凭借参观神奇的摊位，发现遥远的大陆和新技术。1996年的博览会也不例外，但它还拥有了一个很有21世纪预感的变奏（TWIST转折？）：整个博览会在网络世界进行”。
“All the linked sites are supported by CENTRAL PARK, a global infrastructure of six computer servers.”
我是个科技盲，最多算个对新事物好奇的“见异思迁”分子。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和马克思名字有点类似的人，还有一个家伙叫VINTON CERF。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互联网的概念有了一些认识。而今，要了解这些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输入这个人名，WIKIPEDIA立马把此君的简介给“秀”出来了：
Carl Malamud ( Born: 1959 ) is a leading force in getting government data online and in creating public works for the Internet.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Internet Multicasting Service, the nonprofit group known for creating the first Internet radio station, for putting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 EDGAR database on-line, and for creating the Internet 1996 World Exposition.
Carl is the author of eight books, including Exploring the Internet and A World's Fair.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MIT Media Laboratory and was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Internet Software Consortium. He also was the co-founder of Invisible Worlds, and is a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暂且按下文中这个机构：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不表，先谈互联网。
就在几天前，有一条关于“中美间首个兆兆级海底直达光缆签约”的新闻称：“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华电信、韩国电信(KT)和美国Verizon在北京共同宣布，将共同投资5亿美元修建这条光缆。信产部副部长奚国华出席签字仪式，六大运营商也各有一名副总裁到场。据预计，到2008年，现有的跨太平洋海缆网络将难以满足中美间高速增长的互联网带宽需求，由于海缆技术的进步，使建设横跨太平洋直连中美的大容量光缆传输系统成为可能。为了满足共同需求，中国电信等六家运营商决定兴建这条跨太平洋直达光缆系统Trans-Pacific Express(英文简称TPE)。奚国华表示，这是继中美海缆之后的又一条中美之间重要通信海缆。目前上网人数1.2亿，宽带用户7700万”。
10年前，卡尔推出的那个博览会网站，一天能吸引到40多个国家的4万名访问者。那时的《时代》杂志就借用参观者的留言惊呼：WOW，THE WORLD IS SHRINKING。可那时的所谓“中央公园”，仅仅是建立在a global infrastructure of six computer servers的基础之上的。十年弹指，而今中国和美国的网民都是用“亿”作为统计单位了。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里撇开其他所有的结果不谈，只谈互联网给“精英”和“平民”带来的变化。
首先，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迅速发展，曾经因为社会阶层和政治经济地位所造成的“知识和信息”的垄断隔绝被打破了。
知识和信息，和“宫廷音乐”、“宫廷诗”一样，以前也属于帝王将相玩的“时尚”。宫廷，就是某个时代的艺术趣味和艺术法则乃至“知情权”和“话语权”的权力中心。而宫廷诗人，显然就是那时候的“精英”无疑。因此，“宫廷”，就是宫廷诗人和民间想作诗的人之间一道屏障，要作诗人和后来的考科举和现在的上名牌大学一样，你首先得“进宫”，成为精英，才有可能成为宫廷诗人。最简单的比喻就是，很多知识你必须经过大学专业学习才能掌握，你若无法进入大学，你连知识都“接触”不到，又谈何掌握那些知识呢。但现在的网络将大学的围墙也推倒了，如果你真有学习愿望，愿意学习知识的话。
我们不妨以唐诗为例：唐朝到了整个社会都兴盛作诗的时候，惟有“进宫”才可能成为“诗人”的门槛就被踏平了；也正是宫廷之门被打破，才有唐诗的全盛。这也如同当年你若不到一定级别，就根本看不到“内参”一样，甚至你连什么叫“大参考”都不知道，如同很多农民不如城市平民还知道有份叫做“参考消息”的报纸。而此刻，2006年岁末，网络正加速将人类掌握知识和得到信息的屏障扫除，令世人可以轻易得到和分享。这就好比一旦不论宫内宫外无论“精英”还是“草民”都可以做诗的时候，大家可能发现：草根们作的诗，未必都比宫廷诗人差。究其根源，是草根的悟性未必比精英差，如果机会均等的话。
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互联网对于精英们的权威和利益的冲击。
在教育不能普及、信息按行政级别传达的时代，精英的权威和权力是得到充分保障的。他们不必担心失去某些得到知识和信息的特权，因而始终显得比平民们“聪敏”。而互联网的穿透力，将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在大家都能共同享有大部分知识和信息的条件下，智慧、领悟力，创造力的高下，有了同场竞技的透明度，就象田径场上跳高的那根横竿，谁过竿了，谁没过，一目了然。
因此，真正的精英更加“精英”，而不够精英或自封的精英就有些着急，而伪精英们更不免有些慌张了。特别是伪精英，他们的焦虑包含了多种因素。比如，权威的危机与动摇、比较场面的公开化、竞争局面的随之而来。这些都是对以往精英所享有的名誉和利益有杀伤力的。而更令这一部分人惴惴不安的还有一点，那就是信息的公共享有。这一点甚至是致命的，这可能使得所有的剽窃、抄袭和肤浅的改写行为包括“水平有限”，都无所遁形。近年来学术论文、甚至一些出版物都因抄袭而被网民揭露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今，连我这样的草根平民，也能通过网络把自己打扮成貌似知识丰富的伪精英了。不信？事实是：千真万确。
再有，互联网的普及，除了扫除了公众对于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屏障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结果就是民主平等思想的激发与唤起，这种对整个中国大陆未来“公民意识”的觉醒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效应的超文本媒体，几乎是和“精英”与“平民”的同场竞技与较量伴生而来，网络在不懈努力试图终结一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部分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在向精英阶层推销平民意识，为公民社会的瓜熟蒂落授粉。
平民或许并非精英的天敌，甚至也根本没想到要与精英为敌。但是精英为确保自己地位和权力而将自己与大众隔离的“小九九”，却无形中造成和平民阶层人数上的巨大悬殊：数以百万千万的普通人，通过自己颇有兴味的劳动，竟使得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8000万MySpace页面，4000万Blogger和近百万的维基编撰者。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由崇拜者、评论和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文化资讯分享，这犹如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从这一点看，精英们对平民产生恐惧是自然的。恐惧的因素既有被颠覆的严峻也有数量上的“寡不敌众”，况且，年轻的知识平民，根本没有对精英的崇拜，他们毫无顾忌地对一些在他们看来是虚伪或虚弱的东西开火。不管瞄准的对象是谁、是否德高望重。
但是，这本质上其实并不是精英与平民的对抗。“精英们将如何面对网民”这样的标题似乎也有些问题。正是互联网时代，使得精英和网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叠交叉的机会：精英或许就是网民，而网民也可能成为精英，两者将比任何时候都“融合”得好。基本上，会产生争论的，不是精英和网民能否面对，而是谁属于精英，谁不属于精英的“身份确认”问题。自以为是的精英们的“自封”地位受到从数量巨大的网民群体中冒出来的平民个体的质询，导演了“赤脚的”和“穿鞋的”比赛谁不穿鞋子时，舞姿更灵活更自由的恶作剧。那些年轻的赤脚大仙们，肆无忌惮地挑战精英群体的智商、挑逗他们的情商。这其实未必是啥好事，挑战和挑逗都属于两败俱伤。因为双方都可能因为彼此的对立，而忽略了这场互联网革命，对于人类生活方式改变的某些实质。
从1996年，以6台服务器支撑起的“Central Park”，到2006年的《时代》周刊评选出YOU作为年度人物。这，其中还蕴藏着一场生产力和“软劳力”上的革命。
如同有了蒸汽机有了詹天佑，咱们不坐马车改坐火车而使我们享受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更加接近工业文明一样；汽车流水生产线的发明，同样也确立了美国汽车工业的领先地位。其实每个时代都是由更为高效、低廉和普及生产方式所刺激，而将生产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改变了整个世界。DELL甚至没有改变生产线的“硬件”，而将自工厂到消费者之间的若干环节稍加“整改”，就成为盛极一时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周刊的“颁奖辞”说得好：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还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网络的“大众参与”的特性，使得渐渐觉醒的平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集体智慧”和“集体贡献”的聚积特质。这从Amazon到Myspace和Craiglist这些互联网企业正在“由用户贡献内容的基础上”构建他们商业成功的基础就可以看出。大众参与或许就是WEB2.0引人注目的地方，从Blog到YouTube，它的生产工具是完全民主化的。它增长的动力和持续能力是来源于普通“平民”闲暇的时间、才能和某项专业技能。当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创造出一个分散而巨大无比的劳动力来。Wikipedia和Yahoo的Flickr图片共享服务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在SecondLife里面有完全是由其用户偶然创造出来的领域。YouTube的视频分享技术吸引了无数观众，甚至将主流媒体主流电视台的观众都分散瓦解了一部分，起码是将这些观众的时间牵制了一部分。那些互联网企业因此找到了利用平民集体智慧的方法，将原本潜伏而迷失的信息抽取并产生价值。
也正是在这种可能的“改变”的前景面前，一些渴望改变的敏感者，如《亚洲周刊》的邱立本先生，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2006中国网民崛起颠覆主流权力结构”一文：“但中国网民除了在数量上脱颖而出，在品质上也在全球独树一帜，颠覆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权力结构。当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在全球列为第一百六十三，成为全球倒数第六名之际，中国网上的信息流动却非常活跃，穿透了官方的封锁与压制。这也展现一种新的平等正义精神。在今日中国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之际，中国网民却展现在互联网前，人人平等的力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讥讽的「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的特权现象，也被中国网民彻底颠覆了。”
邱先生，应该算是精英了，起码算媒体精英吧。他为什么要对这场“网民崛起”运动欢呼，而不象某些精英嗤之以鼻呢？估计是邱先生的民主平等思想的自觉性比较强，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使命感较强，其次我猜就是，他虽属精英，却在某些“体制”之外。他呼吁的，是对于某些体制的改革和真正平等自由的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