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五常先生为了研究经济学，竟然在街头卖起了桔子，以实践来实证经济学理论问题。但卖桔子到底还是经销农产品的商业行为，而真正到了农业经济学问题，有的地方连张五常先生似乎也不那么自信起来。
比如说，同样是产品销售，但农产品的销售一直让人头疼，如果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有些是解释不清的。以供求关系为例，工业产品往往考虑的是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问题，但农业却必须考虑多重因素。
首先，农业要靠天吃饭，生产能力并不等于实际产量，气候因素、病虫害因素、耕作因素等都在影响生产，所谓“三分种、七分管”，最终的产量变数很大，这让订单生产也不可靠起来，依然的结局是丰收或者歉收，违约现象在农业行业屡见不鲜，市场的波动几乎不可避免。而工业品的订单生产是可行的，因为一般是不用考虑自然风险的，除非遭遇了地震、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
其次，农产品有十分明显的季节性，无法向工业品那样常年均衡生产供应，所以农产品丰收时集中上市、量大价跌就成一种常态，或者歉收时供不应求、价格飞涨也成为一种常态。典型的就是大蒜、生姜这类农产品，价格的“坐山车现象”在近年反复上演。
再次，农产品的市场风险要远大于工业品。目前的农产品贮藏、加工能解决一些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好多技术瓶颈破解不了，成本也居高不下。工业品暂时卖不出去可以库存，随后还能打折处理；而新鲜农产品过了销售季节，只能翻入土地作肥料了，或者还要花钱来销毁掉，其损失只有血本无归一条路。这样，农产品的销售风险就极其尖锐起来，农民只要还能卖一点钱，也只能在收获时节挥泪甩卖了，远非工业品可比。
以上还只是农产品若干特性的冰山一角，在实践中的问题远复杂于此，所以好多外行跨入农业，往往有鼻青脸肿的经历，最终要在摸爬滚打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话回本书，那么在《从中国发展学得的工资定律》一文中，对农民工数量和工资定律的推导也就存在类似上述问题的情况，即以单纯的经济学并不能准确评估农业经济学问题。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农民工数量的问题，文章指出总量约为3.7亿，上世纪90年代转移了2.8亿，余下的9000万再转移4000万即差不多了，这个数字对农业劳动力的兼业程度估计不足，也对农民工的动态变动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释放的劳动力也估计不足，所以对农民工的数字估算就不大准确。二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文章指出2007年职业农工的工资已经比2000年涨了5倍，若十五年后职业农工收入达到3500左右，则转移到工业大概需要5000元以上，这个估计对社会学方面的考虑不够，事实上青年农民工进城的收入水平甚至不及在农村从事现代农业，但依然要进城，因为是为城市生活的享受，而且不管有没有能力在城市立足，至少年轻时要进去闯荡。
再如《要冷静处理中国农民问题》一文，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要减少农民，转入工商业；二是放开农产品进口，让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三是廉价提供农民知识，提高技能。我感觉三条对了一个半，第一条是对的，杜润生老先生早有名言，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不改变，农业没有前途。第二条不对，农产品进口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前苏联就吃过大亏，目前的情况是大豆已经放开，主粮则国际粮食市场供应总量又有限；至于向农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也有限度，很容易造成量大价跌的情况，这几年水果、蔬菜区域性滞销的新闻可谓层出不穷，即是一个例证，更何况也会因价格的抬升造成消费的减少，因为蔬菜、水果之类并不是人的刚性消费农产品，而粮食则是必须的。第三条对一半，农民的知识技能是个问题，但外部支持更是问题，一个是基于农业弱质性的政策性补贴与项目扶持，另一个就是十分关键的金融支持，而且金融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再如《猪价与楼价：评中国的土地政策》一文指出，猪价贵是因为饲料贵，而楼价高与地价高息息相关。这个论点是有道理的，但具体的分析还是有些问题。猪价的问题，作者指出过去还有低成本的红薯喂猪，如今都改了粮食喂，因为红薯种得少了，人有得吃，猪却受罪，这个看似客观的分析，实质也偏离了经济学原理，因为如果红薯喂猪成本低又效益好，大家肯定会多种红薯喂猪，但实际没有，因为选择粮食喂猪主要是为了效率，让出栏周期大大缩短，资金周转率明显提高。而楼价的问题，一般都归罪于地价，但公开的信息表明，一般的楼盘地价只占六分之一左右的成本，我不知道为什么地价就独揽了楼价上涨的罪？
以上所举，无非是想说明，农业问题要比一般产业复杂，仅靠经济学的单纯解释是不行的，还需要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介入其中，方能充分解释，这是三农研究的经验，也是教训。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