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数、可能与机会的旅程
是不是单纯的金钱世界太过乏味、与不令人尊敬。金融界的最杰出人物总是期待别人视他们为思想家，而非精明的商业领袖，他们愿意谈论个人哲学，而非传奇故事。乔治·索罗斯坚持说，自己是卡尔·波普尔的传人，他对“开放社会”的信仰是他进行投资的基础；格林斯潘尽管常常讲话含混不清，但人人都知道，在年轻时代，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那个小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都是“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串名单中，最近加入了罗伯特·鲁宾，高盛集团曾经的领导人、克林顿政府1995—1999年的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位从不带手表、在房间里只穿袜子不穿鞋的男人或许比前两位更有意思，他以漫不经心地苏格拉底式的口吻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这口气让人想起物理学家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
欢迎阅读这本摆在你面前的罗伯特·鲁宾的回忆录《不确定的世界》。你当然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励志故事，一个来自迈阿密滩的普通小孩子，如何来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如果你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倍感兴趣，那么作为那个繁荣年代的主要缔造者鲁宾将告诉你克林顿政府的决策方式，他自己则被称作自汉密尔顿以来最成功的财政部长；如果你试图了解华尔街在过去40年代的变化，那么他也同样是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但比起如何面对1994年的墨西哥到1997年东南亚、1998年的俄罗斯的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他个人思想形成部分似更有魅力。当1956年他进入哈佛时，他是个来自小城的、害羞的年轻人，哈佛的学术气氛使他重新思考一切问题，整个第一年他被焦虑所困扰，认为自己被注定淘汰。一年后，他遭遇了哲学教授拉斐尔·迪莫斯（RaphaelDemos），后者使他树立了怀疑主义精神，后来他回忆说：“一旦树立事事皆不可证的观念，人生就充满了更多变数、可能与机会。世上既然没有可证真理，更多的知识与更深入的思考，就成为筛选这些可能性的唯一方法。”在那段时间里，存在主义哲学正在大学校园中流行，尽管很少阅读萨特与加缪，但鲁宾却对那些具有波希米亚色彩的咖啡馆情有独钟。他曾有六个星期在巴黎闲逛，在左岸的咖啡馆里阅读与谈话……没有人会相信那个鲁宾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尽管人人都知道他聪明过人，他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史蒂文·乌明说他年轻时非常“闲散”，他对金融没有兴趣，更没有“进取心”……
于是生活真的变成了一场充满“变数、可能与机会”的旅程。但鲁宾的性格却很少变化，即使在他身处世界中心之时，他也总是流露出强烈的局外人的色彩。他神情腼腆，眼窝深陷，他用柔软的腔调讲话，当他发表意见时，总是先承认自己所知不多……当《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他与格林斯潘、萨默斯摆放在封面上，命名为“拯救世界三人组”时，他微笑的表情最令人印象深刻，比起格林斯潘对权力的迷恋与萨默斯过分直率的性格，他显得并非属于权力中心。而在另一张拍摄于2001年7月照片上，鲁宾坐在哈佛大学Widener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修改他的讲演稿，在巨大石柱背景下，他的身形显得孤零零、形单影之，像极了一位从未离开过校园的老教师。
看似捉摸不定、犹犹豫豫的态度，是鲁宾理解与接近世界的主要方式，他称之为“可能性思考”（probabilisticthinking）。在作出决定之前，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看法，获取所有能够获得的资料，对各种可能性作出评估，他从不执迷于一种固有的观念，更不可能滑入意识形态化的成见。有时候，他甚至推迟作出决定，以使一切思考更为深入。
这并非意味着他缺乏原则，他在财政部助手、经济学家德龙说，鲁宾头脑中始终存在着大图景，他知道要通往什么方向。“世界太过复杂了，我们只能了解很少的一部分。”鲁宾在复杂的世界面前始终保持某种谦逊，这既来自于他的天性，也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在他的年轻时代，作为华尔街最富盛名的高盛公司，没有一家海外办事处，而今天它的机构遍布全球，一位投资银行家被要求了解拉丁美洲的社会动荡或是南亚某国的政变。
世界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越来越相互依存。在这个日益被“蝴蝶效应”化的世界里，与风险共存成了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基本常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们思维，以适应这个新环境。这并非是什么新鲜的主题，事实上，自1990年代起，一些杰出的后现代的理论家已对这种“风险理论”作出精彩的诠释。但没人比鲁宾的个人经历，更生动与富有说服力映衬出这种变化。从华尔街到华盛顿，鲁宾的生活是一连串选择，也是一连串克服危机的过程。在太多的可能性面前，我们所作出决定正如一连串赌博，而罗伯特·鲁宾提醒我们，在生活这个令人费解的赌局之前，你最好保持足够的谦虚，尽管它不一定能帮助你作出正确的决定，但至少防止了你去犯过分明显的错误。
或许只有在这一点我不同意鲁宾的观点，这的确是一本迷人的回忆录，而它的迷人之处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