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谁来种地？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性课题。而在黄宗智先生看来，一点也不悲观，甚至较为自信。何以如此？自信来源于隐性农业革命。
什么是隐性农业革命？作者认为：在中国，今天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不是像传统的英格兰模式那样，来自种植和畜牧的结合，也不是像东亚模式那样来自现代科学选种和化肥效益之超越人口增长。它来自十分不同的起源——“隐性农业革命”——其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升的变化。收入上升促使食品消费转型，从传统的八成粮食、一成蔬菜，再加上一成肉食（与上层阶级消费平均之后的比例）转到粮食+肉（禽、鱼以及蛋、奶）+菜（果）的消费结构（从今天粮食—蔬菜—肉食的大约5：3：2比例到4：3：3的可能终结点，亦即今天城镇中—上40%阶层的食品消费模型）。其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促使务农人员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凭借作物收成量的增加，而是凭借从低值粮食转入高值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的显著提高，其高达五倍多的幅度远远超过其他农业革命经历。英格兰的农业革命在一百年中上升了才约一倍；中国台湾地区则在日本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上升了约一倍；韩国则在1918到1971的约半个世纪中，先是在日本统治下，之后是经历了“绿色革命”，也才上升了约一倍。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隐性农业革命？作者解释道，因为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 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的前途与方向又该如何抉择？作者认为：基于源自其计划经济和其后的市场化的独特的承包地制度，中国更可能建立一个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制度，避免农民无产化的过程。那样的话，在短、中期中也许真能做到大部分农户都具有“小康”生活水平，就像官方话语中的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社会”修辞那样。简而言之，中国乡村出路， 主要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
作者反对目前的大规模农业亦即所谓“龙头企业”，认为中国这种抉择，是偏向印度的那种资本主义农业的，再这样走下去的话，中国乡村很可能会像印度那样快速分化为少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大多数的无产农业工人。
而且，中国目前的“纵向一体化”，无论是由龙头企业带动的还是由合作组织或政府组织的专业批发市场所带动的，大多都以小家庭农场为基本农业生产单位。它们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很大的活力，完全出于哪些认为现代农业必须是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的专家们的意料。这些中国隐性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场所证实的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其实十分适合于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型农业生产。
作者对合作经济寄予厚望：当今它们虽然只占农业总产出的较小比例，可能才达到总销售额的10%，远低于政府所扶持的龙头企业，但这些组织的数量一直都在上升，也在公众意见中争得了一定的的支持。它们很可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途径，甚或是独特的、在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个可能可以赋予农民比较公平待遇的走向。如果国家银行，或者村、镇政府，或者两者联合，能够接纳承包地权作为抵押而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贷，或者更进一步，根据合作资本以及经营经验或潜力而为合作组织提供信贷，必定会赋予这些组织更强的生命力。同时，如果合作组织能接纳承包地权为抵押，或者更进一步，免去抵押物要求而利用它们所掌握关于社员们的信誉的信息而为农户个体提供信贷，可能可以解决农村今天融资难的问题。这样的话，合作组织说不定真能与龙头企业一争长短，为中国农民提供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可能。
作者也回应了当前关于中国农业前途与方向的争论，认为：过去的研究常常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许多学术精力被花费在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影响的好坏论争中，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好坏论争中。这些论争多聚焦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问题之上，而真正基本的土地相对人口问题，以及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被相对忽视，甚或像在舒尔茨的理论中那样，被视作根本不存在。作者坚定地认为：在经济史领域，从当今中国农村大规模的土地不足、大规模的隐性失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事实出发，便不会错误地照搬西方的时髦新古典经济学或现代化理论而套用于中国农村，不会简单认同于舒而茨的中国没有劳动力过剩理论，或刘易斯的传统部门必然会整合于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理论。
那么将来的农业应该重点扶持谁？作者指出，当前关键性的第一步也许是在概念上的转移，从今日的基本忽视小农经济而寄一切希望于城市化和大规模产业化农业，转向设想相当长时期的小农经济的延续及其逐步改善，明确承认今日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制度亟需改革，亟需转向具有适度规模、能够持续发展的小农家庭，部分这样的家庭农场当然将会向小专业户和合作组织过渡。从长远的历史的视野来看，抓住今日的历史性契机来逐步改善制度化了的极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低报酬农业可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当关键的一面。作者的指向已经不言而喻。
在明晰中国农业前途与方向的同时，当前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回答的疑虑：小型家庭农场固然是有前途的，也应成为主流，但是农业吸纳就业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比如作者假设在未来的25年里，农业劳动力下降的速度达不到每年600万，而是每年400万，到2030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为2亿，劳均播种面积约十二三亩，那么每个农民仍然需要工作320天左右。所以，无论如何，10年至25年内，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应会明显改善。这个测算对农业机械化的替代劳动估计不足，也对工农效益差所导致的农民兼业化问题估计不足，农业劳动力一年不会工作那么长时间。而再从现实看，年轻人的回乡意愿显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农业上的收益依然与二三产业不能相比，农村的生活环境还与城市相差较远，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家庭农场的成长留下空间。
同时，农产品消费结构固然带来了农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农民收入增长空间，但也应该看到，这个影响在全国是不均衡的，其消费结构变化也与农业结构调整不一致，于是高效作物多收了三五斗的情形频繁上演；更重要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将意味着农业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这个资源约束的瓶颈能否突破？而一些忧心忡忡的人士已经开始呼吁居民膳食结构要回归以植物产品为主而非高耗能的动物性产品，否则中国真的养不起中国人。
再次，我们可以同意作者的判断：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而不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不会像西方经验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它将会主要依靠小规模的菜-果种植和兽-禽-鱼饲养；中国农业将会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产业，而不是像一般城市工业那样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农场”的天下。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机械化将在不论何种规模的农场中，都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机械化对劳动力的替代不可逆转；也必须注意到，以中国之大，在土地资源相对宽松的东北、新疆等地，依然可以出现一些较大规模的农场，虽然不具备全国层面的普遍意义。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中国与别国的国情不同，注定不可能会像其他任何国家，更不可能走向别国的模式，前进的方向是综合性质的，或者也可以表述为“四不像”，但只有这样，才是真实的中国自己。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