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农村，经常会看到那些曾经用农民巨大心血修建起来的校舍如今已经荒芜或者用作他途，而相对应的是，还有一部分农村的孩子无学可上或者上学极其不便，此情此景，一种历史的痛楚感不禁油然而生！顺着张玉林先生的《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不妨再回顾一下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教育让人心酸的往事与现实。
——沉重的建校负担与飞涨的学费。在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的施行，让县乡财政困难，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轰轰烈烈的“普九”运动最终演化为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整个农村教育的基础可以说是用农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还有至今没有理清的农村债务！而恰恰是那个时候，农业效益低下、税费负担沉重、乡镇企业下滑，农民被逼无奈之下，只有开始离土又离乡的异乡务工历程，农民工问题由此而生。可以想象一下，农村一所所能达标的校舍，农民是如何在负担沉重的情况下咬牙坚持下来的！然而，有了学校还只是农村教育的一个方面，还有庞大的教育体系维护费用需要来源，拮据的县乡财政无力支出，于是还得农民支出，最终表现为学费的暴涨，一个小学生的年费用由过去的仅仅需要几元钱暴涨到几百元，一个中学生的年费用由过去的几百元暴涨到几千元，学费曾经压垮了多少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村家庭，又无情地击碎了多少农村孩子走入高等学府的梦想！
——空置的校舍与陪读妈妈的兴起。为什么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学校条件比过去好了，而孩子却比过去少了，甚至学校也废弃了？一如本书所说，在学校的兴废主要由国家掌控的计划体制下，农民对教育的“需求”未必产生国家的“供给”。相反，供给可以刺激需求，一所学校的诞生会吸引附近的农民将其子女送入学校。同样，供给的撤退也可以造成“需求”的减少。原本为了集约农村教育资源的教学点合并，并没有如期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反而让一些学生上学变得困难起来，甚至直接辍学，这是一个必须反思的悖论。而农村教学点合并被喊停，也是一种对现实反思后的补救，只是时间晚了些。如果再用一句话点出其中的关键问题，则教育资源的公平绝对不是硬件这么简单，而是师资，在一个优秀教师纷纷挤进城市的年代，农村的孩子为了上一个不错的学校，只有跟着教师的脚步进城。在我们的调研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出现了，这就是遍布在各个县城的陪读妈妈群体。她们一般租房住在县域，主要精力是管孩子，闲暇时有的做点手工或开个小店，但多数涌进了县城的各个麻将馆；她们的主要经济来源靠丈夫在外打工，生活与精神压力都不小。据估计，一般县城有“陪读妈妈”两三千人，照此推算，全国“陪读妈妈”有四五百万之多。为了与农村的留守妇女和城市全职太太区别，可以暂称为“陪读妈妈”，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教育资源的城乡分布不均。
——个体出走与农村永久失血。说起来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农村孩子上学的目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了离开农村，这是过去城乡二元封闭体制下农村孩子跳出农门步入城市的最可靠路径，如今又成为跳出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最低门槛。可是这不荒谬吗？为什么城市的孩子上学不是为了离开城市？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因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很大！但要注意的是，今天的农村孩子进城虽然在形式上更容易了，但在本质上却更难了，因为城市高昂的住房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落户的。然而，不管再苦再难，大部分进城的农村年轻人还是坚守在城市。这样带给农村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永久失血，一批又一批农村的青年和精英离开了农村，留下只有老弱病残，不仅农业的明天堪忧，就是农村社会的明天也面临着生气不足的问题，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只剩下老人这个单一的群体了，荒村野老，令人唏嘘不已！
农村教育的种种之痛，是长期城乡差别制度造成的，已经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正如作者所言：“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还将使中国的城乡关系在21世纪朝着更加不平衡的方向发展”；“一个主要由只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的农村社会，和一个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正是这一群体主导着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构成的城市社会之间，无疑将出现更大的断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化解这场危机可能不再需要学者们去绞尽脑汁地编造什么额外的‘政策建议’了。它只需要一种在面对农村中国和农村中国人时最为缺乏的东西：政府的责任，抑或‘行政伦理’。”
一句话，如果说过去财政困难，国家还包不起广大的农村教育，那么今天就不能再这样对农村人无情下去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在今天决不意味着农村孩子有学上，而且意味着有好的师资，更意味着在他们想去的城市有想上的学校，这是他们的权利，更是国家的义务！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