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进入最本质的真实
在中国农村的乡土文学里，有两个著名的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和河南作家群，前者以贾平凹和陈忠实为代表，后者则是由刘震云和阎连科充当领头人。农村文学创作的最旺盛地带在这两个省份，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从地理还是文化上，都显而易见地理所当然。两地都同属于黄河文明，陕西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便是汉
文明的发祥地，从秦汉以降，便是中国的文明和权力的中心，而河南，更是中原文明的集大成者。无论汉文明还是中原文明，都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它们最直接的创造者是农民。因此这两地的农村和农民，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陕西、河南的农民问题，就是今日中国农民问题的缩影。
在河南作家群中，浮出水面的是刘震云和阎连科。刘震云从《一地鸡毛》开始，就与影视结缘，最后通过与冯小刚合作《手机》暴得大名，物质精神双丰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称不上乡土作家，他最早是以写《新兵连》开始小说创作，继而以描写官场斗争的小说《官人》系列立足文坛。之所以把他列为乡土文学的领军人，是因为他的《故乡》系列和《温故1942》，而实际上，刘震云的文学成就，是建立在这后几部小说上的。特别是《故乡天下黄花》，以权力斗争说取代阶级斗争说，揭示中国农民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阎连科则是以《日光流年》被人所认识，直至去年底今年初，一部《受活》走红大江南北，一时风头无两，为富有神话和史诗情结的中国乡土文学树立了一根标杆。然而，正如所有的表面真实都不意味着本质的真实一样，这两个所谓的领头人，无论从乡土文学题材的开辟，还是从文本角度来看，都无法成为标志性的人物。至少，写过《香魂女》的周大新和以《走窑汉》成名的刘庆邦，在揭示底层农民的命运上，更具有现实的穿透力。
特别是刘庆邦，曾当过农民、矿工，继而以写小说完成了命运的跃变，所以他的小说带有更多的泥土味，以过来人的感同身受，用细节描写了中国底层农民的生存景观。15年前的《走窑汉》，就以逼人深省、触目惊心的真实，对一个普通的中国矿工的生活做了一个显微式的扫描。15年后，中国的矿井倒塌频仍，刘庆邦当年的作品，就是一部中国矿工的文学寓言。这么多年来，刘庆邦的创作始终未脱离农村这个领域，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中，依然是将视角对准农村，不过这次是将目光投向过去——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三年。
刘庆邦的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从生活的真实进入本质的真实，因为有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与其他作家不同，在虚构与真实上他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因而他的小说不是高高在上的教诲式的，而是以平民视线进入民间。出生于1951年的刘庆邦，因为饥饿的童年的深刻记忆，让他在操作三年困难时期的题材上显得得心应手。小说写的是1959年到1960年发生在河南文凤楼村饥民之间的事件。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荒诞——一头牛病死了，围绕这头牛该埋掉还是该吃掉，从公社工作员到大队队长，再到普通的村民，心中各有不同的算盘。最后这头牛被埋了，半夜就发生了村民抢牛肉的事件，而闻讯赶回的公社工作员大为光火——“虽然要灭四害，讲卫生，但病牛的牛腿还是干净的嘛”，等民兵赶到埋牛的地点，甚至连牛头都让人抢走了。公社工作员下令挨家挨户搜查，只要查到了一律没收，还要开批斗会，而搜查到的牛肉被工作员和大队队长及民兵们一扫而光。小说引用一个村民的话——吃牛肉的人上台批斗没吃到牛肉的人，这是什么事啊。
小说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公社的民主补课上。文凤楼大队队长文钟山在面对公社妇女主任的质问，“你小麦亩产只有100多斤，为什么要说成2万斤”，文钟山说：“大家都这么说，我要不说，别人会扫我的暮气(整人的意思)，”妇女主任说：“别人吃屎，你也吃屎吗？”文钟山说，“那得看是两条腿还是四条腿的，”妇女主任：“两条腿的怎么样，”文钟山：“如果两条腿的嘴里沾着屎，那我也吃。”
虽然，刘庆邦在小说里未直接点明，三年困难时期实则是人为灾难，但他提到了那三年地里的庄稼不比往年好，但也不比往年差，大家为什么饿肚子呢？一个有点文化的村民说，是因为苏修。至于苏修是什么不重要，但村民们把饿肚子的仇恨全转向了苏修。
在对饥民的描述上，每个作家的侧重点都不大相同，比如刘震云，他将饥饿与人性、民族、斗争挂上钩，直接转向宏大叙事；而余华，讨巧地用幽默抵抗苦难——用嘴说吃，以解饥饿。而在刘庆邦看来，饥民首先是农民，饥饿虽然是大敌，他面对的其他生存困境并不因饥饿而消失，只是饥饿让这种苦难变得更为深重。而对这种苦难的化解方式，除了无能为力之外，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以民谣的传播来抵挡对饥饿的恐惧。民谣的产生，不外乎是这么几种情况：对命运无助的控诉、对社会不公的愤懑、对荒诞现实的讽刺。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实的生活，都是如此。
这，可能就是本书起名为《平原上的歌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