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最热的新词当非“供给侧”莫属。习惯了“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人们突然发现，“供给侧”如横空出世一般扑面而来。幸好，早在两年多前我已经拜读了新供给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滕泰先生的作品——《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算是对此有些准备。当时作者就认为，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减少垄断、放松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最近又经此书（《供给侧改革》）的阅读，进一步梳理了供给学派的脉络，让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今生更加清晰起来。
供给与需求
首先从供给说起。供给与需求乃是孪生的兄弟，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人类经济。二者的关系可以用矛盾学说简述之：
其一，供给决定需求，或者说生产决定消费。加强供给则促进需求。俗语说，有个卖什么的，就有个买什么的，与此道理相通。古典供给学派的出发点就是供给自动产生需求。
其二，需求又反作用于供给，促使供给因需求而作调整，如果不符合需求则可能造成无效供给。
其三，理论上供给与需求总是匹配的，但现实中却常常阴差阳错，如何让二者完全匹配、协调起来，由此成了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为之而形成的学说与理论成果用汗牛充栋形容也不为过。
其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统一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中，因时因势而不同。往往社会生产力落后之际，供给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还有改革开放后的遍地开花，都是供给严重不足的表现。但当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后，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缓解直至打破平衡，则需求又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1996年后主攻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供给大幅拉长后需求所侧的动作。那么到了今天，矛盾的主要方向又回到了供给侧。
供给主义与新供给主义
再说供给主义。供给主义可谓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学派，其核心的要义是，供给自动产生需求，供给也会主动与需求相匹配，政府要回归到“守夜人”的角色，不要干预经济发展，这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主张是高度类似的。然而，无情的现实是，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供给与需求匹配总是那么不理想，甚至还很糟糕。于是，相对于供给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才开始登场，在帮助美国摆脱1929年经济大危机中一举成名。然而，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拯救危机的紧急措施是可以的，却难以作为常态化的政策，一旦经济进入平稳，则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就显得不合时宜。学界认为，美国的李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不管是减税也好，还是国企私有化也好，核心还是在供给侧改革上做足了文章，纠正了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释放了市场活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而新供给主义是针对供给主义的弊端，对市场失灵要作适当的矫正，又要防止政府管制过多的一种改良性主张，其核心前文已经提到，就是要改革政府与制度，释放制度红利。也就是说，政府仍然需要在解除供给约束、解放生产力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置于严格、透明的制度约束之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从新供给主义到供给侧改革
根据目前的研究，“供给主义”不是新名词，但“供给侧改革”是新名词。简而言之，是在借鉴供给主义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从供给侧进行生产关系调整的一系列举措，其重点在于上层建筑的调整，即改革政府、改良制度、改善政策供给，最后达到改进供给侧的目标。中央将供给侧改革高度浓缩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显然，中央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提出的改革要点，既通俗易懂，又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何以中国要现在推出供给侧改革，主要还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因为连续的需求端改革措施，效果越来越不明显，甚至形成了新矛盾。比如2008年的4万亿，确实救了急，却也留下了历史包袱。不仅仅如此，进一步在需求端用力，也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所以，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上，从需求的现实倒推供给侧的调整。而为了一调整，需要政府相应改革，也就是供给侧改革了。
供给侧改革一经提出，各方迅速兴起学习的高潮，各行各业的供给侧改革方案也纷纷出炉。甚至，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用供给侧改革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衰亡教训。在此情况下，就需要警惕了，一如滕泰先生的担心，不能光热炒概念。现在一个词出来，很快就被玩坏了。如果是社会流行词语玩坏了倒不要紧，而作为一个关乎重大经济政治问题的词汇，绝对不能来半点游戏。所以，供给侧改革必须注意五个不良倾向：
首先，要防止把“供给侧”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不能不深究概念与内涵，更不能是不是供给侧的问题都往这个方向靠，赶流行。
其次，要防止不明就里，盲目跟风，生搬硬套。把供给侧符号化、抽象化，简单粗暴地理解与执行，可能适得其反。
第三，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矫枉过正。今天的情况只是更需要在供给侧下功夫，但绝对不是不要需求侧了，调整供给与适度刺激需求，二者紧密配合才更加科学可行。实际上，中央在讲这个问题时也表达得很清楚，“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绝对不可断章取义。
第四，要防止“一根筋”、“猛刹车”。中国这么大，经济社会发展的惯性也很大，正所谓“船大掉头难”，绝对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搞“休克式疗法”，一心在供给侧下猛药，有可能造成老供给下马了，新供给上不去，反而影响需求，要有条不紊。
第五，要防止急躁情绪。就像现在的股市，争着要“V”型反转的话，那就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一个股市的剧烈波动就造成了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如果经济社会发生这样的波动，那影响就更大了。所以，“U”反弹更合理些，甚至“L”型的稳定增长也能接受。现在就是震荡筑底的时候，需要大家多些耐心和实际行动。
那么，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就更能看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现在的小创业者将来可能就是新的业界巨头，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发明将来可能影响世界，苹果手机的案例和众多互联网创新的故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新供给的未来，也必将催生新需求。
那么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创新政策，改良制度。比如，一个让中小企业头疼的税收问题，如何让这些小不点更好更快地长大，补贴扶持是一方面，而减税降成本是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如果将小微企业纳税起征点从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将会增加284万个就业岗位，小微企业死亡率降低的效用趋于稳定。再比如不断上升的人工成本问题，有自然抬升的因素，还有制度提升的因素，像“五险一金”带给企业的压力就比较大，而员工还不领情，特别是农民工更不积极，年轻人还觉得不划算，一些专家已经呼吁适当下调标准。
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关键要看市场主体的需要，绝对不能把市场主体最希望取消的制度约束还留着，却把最不希望取消的制度保障取消了。简政放权，绝对不是不管了，随你便，把基本的公共服务也丢掉了，而是简约而不简单。更重要的是，信号如何防止不衰减、不变形，能从上到下原原本本地贯彻到位并落实到基层，这已经不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了，而是政府作风的问题了，更显供给侧改革的复杂。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迎难而上了！
（二○一六年三月八日夜于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