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对内，党的十八大改变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改革、改革不动”的局面，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顶层设计”强势推进改革；对外，外交政策改变了此前各个领域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人们在欣慰于这样一个全新局面来临的同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任何社会，所有变化都会带来不确定性。不过，中国近来内外局面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使人深感忧虑。内部，包括经济的急剧下行和股市震荡在内的多方面变化使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负面的影响。外部，不仅前些年的东海问题仍然延续，在南海问题上更是表现出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对立，再加上朝鲜半岛核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严峻起来。这样那样的内外变化可以向人们提出一连串严肃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如果仅仅是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颠簸，那还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如果颠簸过大造成了颠覆，那么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如何减少颠簸和避免重大的颠覆性错误而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从而到达中华民族的复兴呢？为生民计、为社会计、为国家计，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的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常态”。新常态是执政党中央对国家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改革和发展形势与局面的一个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新常态意味着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而进入了一个中等或者中速发展阶段。这里，中速发展只是就中国自身过去的高发展速度而言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处于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常态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心要从以往的单纯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型到结构转型和制度改革。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那么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在新常态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同时新常态也给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背景。
再者，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的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普遍认为，这两个改革文件已经隐含了重大政治改革议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来说，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更具实质性，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获得成功，必须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即主要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那么到21世纪中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期待。
不过，在这个并不短的进程中，中国绝对不能出现重大的失误和犯重大的错误。当代中国历史并不很长，但已经出现过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事件的错误。尽管在这些事件之后，执政党一直在强调要吸取历史教训，但过去的经验表明，重复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很显然，最高领导层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再犯“颠覆性错误”了。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发表了一个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再次强调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同时也必须容许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试错，但必须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诸东流。因此，“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准备，不但无法主动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而且任何颠覆性的错误一旦发生，便会束手无策，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或者说，我们是从今天已经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来判断在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讨论和理性地分析这些领域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唯一的目标就是要避免这些可能性演变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