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是说》序
接到写序邀请，我有点犯难。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平时也涉足一些经济方面的思考，我想也许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看经济学的世界，可能是好的尝试。
苗实先生是位独立的经济学家，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正是改革开放后社会进步的一个具体实例。他的独立，特别是经济上的独立，在喜欢和努力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养活自己，这点是特别值得学人钦佩的。
本书内容较为繁杂，政策评论较多，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分析推理。可见苗实先生涉猎广泛，十几年潜心研究各类经济理论，从国外的萨缪尔森、科斯、马克思、哈耶克，到中国的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和林毅夫等，思考的问题也很广泛，并提出了自己的新旧三元悖论、大小经济学、新痛苦指数等经济学新见解。作者在新痛苦指数中加入基尼系数，对现实的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和推出新痛苦指数密切关联的，是苗实先生对林毅夫先生所提倡“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这些批评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勇气。林毅夫先生的学说，本质上是给“中国发展模式”披上合理化的经济理论。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完全解释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种为了创新而创新的经济理论是很难站住脚的。值得警惕的是，有不少经济研究者参考林毅夫先生的思路，围绕“良好的强政府和良好的强市场”的理想结合，搞出来一些看上去完美的经济理论，其实是政治和历史基本知识缺乏的表现。
苗实先生对农村经济的描述和研究，提供了真实的西北农村数据，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这方面应当大有可为。当年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以一个村的样本分析，看到了当代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活动在城市，只关注城市，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并不在城市，只有实现中国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算完整。在现有的户籍制和土地制下，农民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结果是城市越光鲜，农村就越衰败，城乡的贫富差距正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应当是中国改革绕不过的大问题。
当然，对于苗实先生的一些观点，我并非完全认同。比如，苗实先生认为“在《经济学季刊》中，把一些直觉可以得到的结论或很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得到结论，非要长篇大论很卖力地去分析”。这个观点可能需要商榷，直觉会因人而异，常识也会因受很多因素影响而变化。比如18亿亩耕地红线是否成立？比如政府立法规定最低工资是否合理？其实都是需要长篇大论分析的。这方面，既是我们目前经济研究的弱项，也是固有思维在作祟。
还有，关于3000万光棍的出路问题，苗实先生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底层民众的生育权”，还设定了“经济学家是否需要讲道德”的投票。这个可能对法律制定的原则理解，以及法与道德之间的灰色区域的理解有误区。
经济学的研究，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一种。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如何发展，实现社会财富增长的一门科学，通过社会财富的增长，增进人们的幸福感。通常说的GDP数字增长多少百分比，并不能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同比增长，换言之，GDP的增长也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减少，比如大量规划不当导致的新建筑拆除，修造了昂贵高速公路却很少车辆通行，重化工业导致了严重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财富增长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社会整体财富增长，二是社会个体财富的增长，二者的同步增长才会导致一个良性的社会。林毅夫经济学往往忽视了后半句，社会财富增长的成果没有被多数人分享，后果就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沿海地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完成顺利转型，并且潜伏着社会动荡风险。现在内需严重不足，根源就在于此。
国人常常为沿海大城市无数拨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漫长的高铁、庞大的飞机场感到自豪，让国外的来访者也是赞叹不已。从经济学的眼里看，这是因为强政府集中了社会的资源和财富，简单的逻辑，如果修大楼造高铁盖机场能够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世界上就不需要经济学家了。区别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发达，人民是否富有，有个很简单的识别方法，是去看那个国家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是什么样子，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个大有可为的年代，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巨型经济体，这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能看到存在着巨大的发展隐患；同时，这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各种经济理论满天飞，从官员到大众，普遍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从GDP增长论到凯恩斯理论，包括专家在内，都有相当多的认识误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需要利用全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需要借鉴其它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更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根植于中国大地务实进取。
衷心祝愿苗实先生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也希望有更多的独立经济学家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