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一名农业技术干部转向三农研究者的过程中，有几位重要的三农人物影响了我，贺雪峰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2003年之后的几年间，我曾采购了大量的三农著作埋头苦读，以期能在浩瀚的三农研究海洋中找到一些路径，这些作品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对我三农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三农问题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世界罕见，地大而物不博，长期处在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矛盾中，又赶上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急速浪潮，新老问题并发，可谓“病来如山倒”，很难说有一剂特殊的快速药方，大体只能是以时间换空间，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逐渐消解。
为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各个学派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不同学者发表了独特观点，也不乏兜售“灵丹妙药”者，观点诱人而可操作性极差。在一批观察者眼中，以温铁军、贺雪峰、李昌平等为代表的一批三农学者可算作是“左派”，主要的观点是从小农的角度出发的；而以陆学艺、周其仁、党国英等为代表的一批三农学者可算作是“右派”，主要的观点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的；而陈锡文、唐仁健、韩俊等负责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一批人则是“中间派”，他们是中国农村政策的制订者，总体的观点是“中庸”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在“左”“右”两边看来都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以中国地域之广大和地域情况之复杂，恐怕难有万全之策。
这些年，我也陆续写了一些三农方面的东西，有人评价说，我总体是居“中”偏“左”的，也能看到贺雪峰等人的影响。我对这些门派之见本来没有概念，更没有兴趣，只是觉得讨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是从实际出发，因为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不管一个观点有多么新颖、美观、诱人，如果不能切中农业农村和广大农民的实际，则就是失败的。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几经调整，农民既欢呼雀跃过，也默默抵制过，一切都要看是否切合实际。从国外搬来的东西太多了，中国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化，不能再指望着“洋方子”立马解决“土问题”。如果问为什么我会出现居“中”偏“左”的倾向，只能说他们更懂农村实际，更知道农民在想什么！今天关于中国三农的研究，最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空洞的理论PK，更不是一地鸡毛式的道德批判。
我对贺雪峰先生的尊重是在三农的阅读中逐渐形成的，他的文章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学者深入基层的扎实足迹，体现了“接地气”这一可贵的学风。比如我是关中人，他关于关中户族的论述就我让感到震撼，因为这种农村社会架构与南方的宗族明显不同，但也不是以户为单位的“原子化”状态，是一种较为松散的血缘组织结构，一般是不好说得清、道得明的，但作者却通过对比的方式说得十分到位。仅这一个小的问题就足以说明，如果没有深入的调研和精确分析，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命题却在各地农村呈现不同的现实形态；而忽略这种差异，采取“大水漫灌”，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参差不齐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一公里村庄》一如作者既往的风格，坚持用第一手资料说话，坚持从调研情况来分析论证，是真正来自于农村第一线的“真材实料”，涉及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综合展现了当前三农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从这个现状出发，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读来深受启发。有一些篇目，其实在互联网上，在其他的论文集里，已经提前学习过，重新读来依然有新的感受，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力作。
我虽然读贺雪峰先生的文章有十多年了，但却一直没有机会谋面，直到2015年才加上了微信，偶尔聊上几句。2016年9月，我带队在湖北孝感参加青年创业大赛，趁着晚上有点时间，夜赴武汉与他会面，受到热情接待，请我吃饭，和我聊当前的三农问题，真是一见如故。特别是在他那书香充盈的办公室里，我都舍不得离开，直到带走好几本签名的书才心满意足。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真为自己的“贪心”而感到好笑。
现在，贺雪峰先生又有新作即将面世，我本想先读为快，却在“贺”门立雪未久的情况下，承蒙厚爱，嘱我写读后感一篇，只好勉力为之，权为先生新作之贺。
（ 2017年3月写于古城西安）
「《最后一公里村庄》，贺雪峰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