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主流经济思想，基本上是以美国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派新自由主义为模型繁殖(克隆)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
何新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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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挑战“主派经济学”
1机制转换的涵义
记者：人们知道，您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何新：（笑）非主流的，而且也是非专业的，也就是业余的。
记者：经济学是一门给人权威感和神秘感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数学基础和理论知识的专业训练。令人感兴趣的是，您究竟是怎样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经济学常常被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人(包括一些政治家)神秘化了。人们极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经济学家(例如经济学博士)真的懂经济。以为经济学家可以搞经济或指导经济。
记者：难道不是这样吗?
何新：(笑)你去听听那些经济学家讲课吧。一个经济学博士的涵义是，他可能读过有关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文献，并且就此写过一些论文。但是，最简单的经济现象，拿他们那套宏观微观的术语一编排，就是谁也搞不懂了。或者使用他们建立的那一套数学模型作分析，特别是预测，几乎是必定失败无疑。当今学术界的一种时髦，就是由某些所谓“专家”杜撰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辞，所谓“话语”，用来吓唬外行，以建立“话语霸权”，以便由少数人垄断一种学术。
其实，真理是简单的，是自明的。因为真理必然是彻底的。它不需要故布语词的迷障。
可悲可笑的是，对于他们使用的一些抽象概念，实际连经济学家自己也未必真懂。比如说，近几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常喜欢使用一个“机制”的概念。我就始终弄不懂这个概念的确切定义，为此请教了许多有名的经济学家。结果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他们总是说，国企搞不好的根本原因是机制问题。因此必须“转换机制”。但是所谓“机制”究竟是什么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所说的“机制”，其实就是指“所有制”。
但是近几年来，国家似乎已试验了这种深奥的机制转换论。结果如何呢？似乎并不见效。社会上平添了大批在这种“机制转换”中产生的灰色人群，即下岗的失业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形势。但经过这种转换的国企得救了吗？只有天知道！
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讲过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借你之名而行。套用一下，可以这样说：机制机制，多少罪恶以你之名转换！
在当今的时代，如果哪位企业家敢把企业交给这样一位职业经济学家，让他按照他们那套理论去实践，我保证不久就会实现“机制转换”，就是彻底破产关门。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
何新：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主流经济思想，基本上是以美国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派新自由主义为模型繁殖(克隆)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不仅不是一门真正的专业科学，而且是一种典型的伪科学。但是，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学位就是以这套样版为依据而“克隆”出来的。
2经济学有三大类型
记者：这样一棍子把西方经济学打死是不是有点残酷?
何新：西方经济学中有好东西，有真理，但那绝不是萨缪尔森那一套东西。
记者：那么怎样分辩?怎样区分经济学中的真理与谬误?
何新：我认为近代西方经济学有三大类型。
一是原理类型。即试图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行方式。这一派马克思称之为经（古）典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李嘉图，也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
二是技术操作的实践类型。主要为政府设计财政金融和公共经济政策。威廉、配第，凯恩斯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是政治经济学，即政策经济学的类型。
三是意识形态类型。这种意识形态类型的经济学，有两个系统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的代表。一种代表是苏联类型，即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为改革前苏联和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提供理论辩护和支持。另一种代表是美国类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可以看作乃是这一
类型的代表。这一流派的起源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也就是专为资本主义和富有的资产者阶层提供制度合理性辩护的流派。其中最极端的意识形态代表，就是哈耶克和萨缪尔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苏联流派的意识形态，与英美流派的意识形态看似相反，其实本质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以主观意识形态(所虚拟的某种理想经济模式：前者是中央计划经济，后者是自由市场经济)来歪曲经济生活现实。中国人很可悲，在经济学领域一直都是小学生。改革前人们迷信和模仿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后普遍迷信和模仿萨缪尔森以及弗里德曼。立场从左转到右，但一直都是相信经济学中伪科学的意识形态。
3主流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记者：那么您认为，非意识形态类型的纯经济学是否可能存在?
何新：的确很难存在。为什么？经济学理论起源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确切名称应该是政策经济学。马歇尔、萨缪尔森等庸俗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与政策和政治析离，试图描述一种“纯经济学”。但实际上，经济制度、经济生存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存命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天然地就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是为统治集团有效以及合理地管理经济，以及谋取经济利益——而绝不是不管经济服务的。经济理论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引导着经济大政策的设计。
在现实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矛盾和对立，存在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和对立，存在着资本所有者和被雇佣者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在经济问题上，立场不同，利益不同，看法与对策也必然完全不同。
这种对立不仅在一国内部关系中存在，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存在。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居上位的富国与处在弱势地位的穷国的利益对立。对资源配置、利益分野、发展道路的看法必然不同，政策取舍也自然不会相同。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阶级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
何新：（笑）所以说他们可笑。阶级问题，作为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在西方一直是古典经济学，例如李嘉图所关注的。李嘉图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政治和历史社会问题，在19世纪西方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阶级的问题，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中，也是不容回避的。不研究阶级关系的经济学，从道德讲是没有良知。从理论上讲只能说它是伪科学，因为它无视基本的社会现实。
记者：那么，您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伪科学？
何新：对。
什么是伪科学？任何伪造现实却声称自己是真理的意识形态就是伪科学。
但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竟出现了一种伪装成无政治涵义、超越阶级利益，只考虑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的所谓纯经济学，也就是以哈耶克、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这种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在一个极其简单的前提上，就是：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市场将根据效益，优化配置资源。因此，供求关系和市场可以最有效地决定经济。他们认为，必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和让市场（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
这种经济学的核心主张是主张政府和国家放弃对经济实施管理，声称没有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弗里德曼），这纯粹是欺人之谈，然而近二十年来，竟骗了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政府。近二百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所看到的最成功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例如德、日、美、前苏联和新中国）都是得到政府有效干预的经济，而不是非干预的经济。成功的经济是有效而良好的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而绝不是市场力量的自发产物。就连这种主张非干预即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实都是是得到英美政府补贴支持加以大力鼓吹即进行干预的产物。他们干预和鼓吹它（包括授予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有人、有利益集团需要它！
近十年以来，所有曾信奉并实践这种非干预经济政策的国家，都实施了经济上的自杀。经济崩溃，市场被外部资本大规模侵入，国内工业随体制崩溃而摧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这种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了俄罗斯、东欧和赵紫阳时代的经济改革方向和政策。这一现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它声称不要政府干预，但却引导各国政府进行了最坏的干预。结果是，摧毁了苏联、东欧的原有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成为西方摧毁其潜在经济对手、解除其武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识形态利器。
在世界历史上，竟产生了这样愚蠢的一些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竟有这样成功而有效的意识形态谋略运用，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大奇观!
记者：您这种思考方式，会被一些学者称作“冷战思维”。
何新：先有事实，后有概念。难道不是先有冷战的事实，才有对冷战的思维吗?
记者：冷战在1990年苏联解体后，已经在国际上被宣告结束了。
何新：特定意义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更广义的世界性竞争——为市场、为利润、为资源和能源、为民族生存空间而在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这个新的世纪中，可能要比过去甚至更为激烈了!
在一国之内，在赤贫与极富之间的悬殊，种种不能掩盖的社会不公正（包括腐败），也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任何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对此能够熟视无睹吗？！
4我的经济学教父是毛泽东
记者：那么，您认为您的经济学属于哪一种类型?是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何新：三种类型的经济学我都作过一些研究。我研究过西方的经济思想史。我是从历史发展和功能操作两个方面，把西方经济学划分为前面所说的三种类型的。
至于我信奉的经济学，在原理上，我属于古典类型。在操作上，我注重的是以经济原理为国家政策服务，寻求探讨有利于国计民生并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有利于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经济决策和对策，有人说我的理论属于“对策经济学”（“奏折经济学”）。殊不知，近代英国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爵士的理论，也是这种“奏折经济学”。他的《政治算术》就是为英皇而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经济的政策学。
离开利益的分析和分配？还有什么经济问题可言？哪有什么“纯经济学”？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七十年代，1974年前后。
记者：那么，当时您用的教科书仍然是苏联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何新：是的，起初，我读过了于光远等人编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发现这一套东西我读不懂。可以说，这种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就象我后来也读不懂萨缪尔森的那套玩意儿一样。
记者：怎么会读不懂?
何新：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那种书上的文字。那文字是能读懂的。问题在于尽管读了那种书，你会发现你仍然搞不懂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你会发现书上讲的道理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现实，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起初我不敢认为书上的那些理论是扯淡，而只能怪自己水平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读些书，弄懂经济原理。
记者：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好象毛泽东也曾经组织人读过。
何新：是的，那是1959—1960年。当时大跃进运动面临失败，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总结经验，搞懂经济规律。因此想读苏联的这部教科书。但是，那部书是典型的苏式僵化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貌似高深无比，实际上枯燥乏味之极。毛泽东找了五、六个人陪伴他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结合中国情况发些议论。
当时参加读书的有胡绳和邓力群，他们两位将毛在读书时发表的感想作了笔记。这个笔记印了出来，早在1966年文革中就流传了开来。我在文革时代也得到了一个当时流传的版本，读过许多遍。
记者：你的感想如何?
何新：苏联的原书又臭又长，但毛泽东读书时所发表的议论则时见精彩。毛泽东在这个谈话录中，经济问题谈的并不多，无非是讲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已经是近乎常识的东西，如社会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要搞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剥夺农民等等。
但是，毛泽东同时对当时的政治、哲学、世界形势谈了许多看法，许多议论一语破的，极其尖锐、泼辣，令人振奋。
正是这本书，燃起了我思考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兴趣。毛泽东是我的经济学教父。
5毛泽东是一位实践的政治经济学家
记者：毛泽东懂经济学吗?
何新：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似乎并不甚懂理论经济学，或者说不甚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他对经济问题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实物经济的水平上。人们现在知道，毛十分厌恶货币。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能生产出更多的
实物——例如棉花、粮食、钢铁。他很重视科学技术，因为他认为技术可以帮助人们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实物。
记者：毛泽东不是也很注重生产关系的改造吗?
何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又很懂经济学。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更不是所谓“资源配置”。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一些主流经济学所不懂的。毛泽东未必懂理论经济学，但他领导和发起了伟大的经济实践，在他领导中国的近三十年间，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进行了成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毛泽东所理解的生产关系，一是所有制关系，二是分配关系。对于生产资料(即生产设备)，西方经典经济学称之为“资本物”，例如土地、工厂，他主张全部收归国家所有。原来是资本家、地主的东西，要没收掉或变相地由国家拿过来(赎买)。
原来是农民的东西(如土地、耕牛)，也要逐步而有策略地没收掉。然而矛盾的是，这些东西本来是通过他所领导的革命而分配给农民的，例如通过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从地主手中没收过
来无偿分配给农民的。正是通过这种分配，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才取得了农民的无限支持，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伟大战争胜利。这一政策背离了农民阶层的某些既得利益，因此一直受到一部分有资产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抵制。
毛泽东在本质上反对私有制、货币和私有财产的存在。
对于生活资料，即生活消费品，由于每个人都需要，无法实行共产。当时中国的分配方式是按级别分配，这种按级别分配当时被称作“按劳分配”。“劳”即贡献，对社会的贡献。但划分“劳”之多少的基础却是地位级别的高低。这种分配方式依据于一个假定：社会地位高，级别高，则贡献大、“劳”大，因此享受的消费分配品就多。因而工资高，货币多，有好房子，有汽车。
这种分配方式的实质是按权力分配，权力与地位成正比。
这实际是在革命成功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在理论上，苏联的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新阶级》）曾抨击这种革命后的新的不公正。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即逐渐关注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阶层）这个重要概念。1965年，他又提出了“官僚主义阶层”的概念。毛泽东对这种社会不平等深为反感。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使人被区别为三六九等，不公平。他总是想废除掉，他希望找到一种更公平和平等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
6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关注集中在阶级问题上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反对这种等级分配方式?
何新：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从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违背了他的政治理想，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阶层”的出现。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
记者：是否就是走资派?反对这个阶层似乎正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何新：正是如此。
记者：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何新：不对。阶级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从毛泽东的经济学读话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是，他同意必须激励生产者，为国家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实物，使国家富强。
但又如何能避免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如何协调管理阶层与劳动人民的关系?从50年代直到他去世，一直困扰他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大问题，即生产与分配的问题，可以说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主题。
在70年代，我曾反复研读毛泽东的这部书，思考他的理论。可以说，正是通过读这本书，我最初接触和领悟了经济学问题的意义。毛泽东的这本教科书笔记，是使我在经济学问题上得到启蒙的书。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是我在经济学上的第一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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