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的类似主张。这说明了有史以来海洋在有些国家和有些人心目中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翻开历史，确实如此。15世纪末，在西欧人领导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17世纪，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三代霸主美国的崛起正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马汉的海权理论带进白宫后开始的，二战后美国迅速控制了世界海洋。日本的振兴是因为明治天皇从美国海军准将柏利仅带四条军舰就叩开国门的屈辱中领悟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必须“拓万里之波涛”。
中国历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以大陆或陆地为中心的，用这种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很自然，至少在近代以前可以这样说。但时至今日，只有这个角度已远远不够，必须辅以海洋视角，才足以了解中国文明的面貌，诠释世界文明的变迁。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学生、台湾学者陈国栋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解读中国历史的海洋视角。该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17、18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所谓海洋中国，用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向海岛、海外的发展。”该书亦把大部分笔墨用在对我国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评介上面。但我们从书中领略出的却是，海洋中国虽然有过鼎盛时期，却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在鸦片战争前越来越走向式微，终致后来沦落为任欧洲列强宰割的“鱼肉”。
事实上，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该书所述的“注辇、三佛齐与中国之间的船运和贸易”，就显示出当时中国船的航程之远已到达南印度西海岸的故临港。明朝1405-1433年的二十余年间，郑和率领由两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对于这个历来颇受关注和评论的事件，作者另辟蹊径，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目的是促使海外邦国前来朝贡，同时带来中国所没有的商品，满足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朝贡体制”的弊端和逐渐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