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部《水浒传》流传千古，一曲《好汉歌》唱红大江南北。栩栩如生的水浒英雄人物家谕户晓，脍炙人口的水浒故事广为流传。“说时杀气侵肌冷，讲时悲处透骨寒”，使人“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水浒传》自问世后，论者见智见仁，歧义百生。有人称赞梁山英雄锄奸诛佞，仗义行侠，是人君贤臣必读之书。有人肆意诋毁，说：“施耐庵的《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讽讥，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有人断言此书为“倡民主民权”，“讲自由平等”，“痛黑暗”“反专制”的千古小说之冠。也有人将《水浒传》定为“宣传投降主义的坏书”。……古往今来，正是这历代文人的观点迥异，莫衷一是，更加验证了《水浒传》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水浒传》的存在，早已不单是我们文化艺术生活的内容。日本汉学家木村英雄说道：“《水浒传》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文学和演唱的范围。根据记载：历代强盗和造反者都喜欢借用《水浒传》英雄好汉的绰号；近代20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也是从《水浒传》得到启发的。这是令人吃惊的。”60年代《水浒传》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国发起了一场评《水浒传》的运动。上海一家出版社大量重印《水浒全传》，各省为配合“运动”也大量重印，仅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印了14万部。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此书，但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批判。《水浒传》成了解放后印数最大的一部古籍著作。鲁迅在写给徐懋庸的一封信上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文学作品不仅是客观的反映社会生活，如果作品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人们对现实不满，从而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使之合理，改造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水浒传》被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禁止阅读，他们认为这本小说“诲盗”，怕人读后，起来造他们的反。《水浒》也确实曾被后世起义者从军事上学习，从组织形式、绰号等方面加以效仿，可见影响之深远。
作为第一部成功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以后的章回小说基本沿用的都是《水浒传》的套路，甚至有《水浒传》专门研究家说，《金瓶梅》一书就是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金瓶梅》中有20多个人物都是《水浒传》中的人物，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松、武大、宋江、柴进等等。《金瓶梅》中许多情节描写都与《水浒传》有关，如《金瓶梅》中的“生辰纲”、“参四奸”、“武松打虎”等等。有的情节是直接抄写，有的经过改头换面，有的进行了移花接木，由此可见，《金瓶梅》与《水浒传》有着深浓的血缘关系。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也表现出它与《水浒传》的渊源。《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一切，几乎都有涉及：医卜星相、勾栏瓦舍、吹拉弹唱等等，为我们提供了北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风俗画，这幺巨大的社会轮廓开拓了《红楼梦》广阔的视野。著名文学家徐迟认为，《红楼梦》和《水浒传》都有许多梦境，而有些梦境的描写如此相似，个别句子都完全一致。如《红楼梦》五十八回贾宝玉的恶梦和《水浒传》结局处宋徽宗的恶梦。
二
除了对文学的影响，《水浒传》的故事和人物涉入了许多艺术领域。500年来，各门类艺术家永远怀着狂热的心境对《水浒传》进行着一次次再创造，曲艺、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雕塑已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中巨大的内容，而艺术家们依然乐此不疲。这样的一部传世奇书，在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史上曾数次被列为禁书并惨遭销毁的噩运，但仍能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自有其独到的传播学特征。
（一）在传播目的方面，包含明显的道德成分在内。在封建社会，“忠义”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草野民间在这一标尺上总是一致的。事实上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看，无论话本、讲史、杂剧、戏曲，都遵循着一个总的道德原则即“忠”、“义”，反官府不反朝廷，反奸臣不反皇帝，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由于古代作家大都出身地主阶级，即使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是进步的，也只是要求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社会的生存。他同情农民的贫困，而不赞成农民造反。元朝末年就有一批文人写诗同情民生疾苦，而一提起农民造反就破口大骂。《水浒传》的作者或者编者，一面同情人民反抗贪官恶霸的压迫，一面又赞扬封建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还颂扬一批“改邪归正”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从作品的流传看，没有道德色彩的添加，《水浒传》是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以至传播开来的。
（二）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流水式”特征。河流在流淌的过程中总是倒映出两岸的景物，因而总是能够融入夹岸的风景中去。在《水浒传》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为力求作品得到读者之同情与喜爱，从各种途径对作品题材进行了有效改造。如宋江起义之类在封建社会里总会被认为是“匪”、“盗”的行为，非用特殊的手法则只会引起读者的憎恶而非同情。李辰东先生认为，方法有四：第一，作者“将宋江等之为盗，改作被官吏压迫，非出自愿”；第二，作者“将许多好汉写成义士”；第三，作者“不仅让这些好汉为民除害，而团结起来的时候又为国家除害。‘忠义’二字由此而来。”
（三）在传播内容方面，有吸引眼球的“形象代言人”。宋江在民间一定是有了一些特别的气质与品格，并因此放射出夺目的光华，才成为一部大书的核心与故事发展的源动力的。宋江作为一个领导者，更多的应是具有领袖气质，它表现在龚开所言的“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及“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的坦荡豁达。
（四）在传播环境方面，暗合了时代的脉搏。如聂绀弩、严敦易等先生认为，宋江起义得以格外的流传是因为民族战争的爆发，金人南侵，宋江余部参与了这次斗争，同时寄寓了人民的爱国感情与对朝廷昏聩的失望。这从当时朝廷的“忠义巡社”制度可看出来，《水浒》中亦有内证，即第七回回末：“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这两句诗显系指“八字军”。另明•吴从先《小窗自纪》所载一种“稗史《水浒传》”，内容与今诸本《水浒》均不同，除“四大寇”之名有明显差异外，宋江起义的时间亦与金人南侵同时，并载有宋江语： “誓清中原，长江击楫，水惊波撼，将军用命”等自誓之词，显见至少在民间的故事传说中，宋江起义与金人南侵后发生的民族矛盾的斗争关系甚为密切。而从现行《水浒》看，却很少有关于抗金事迹的遗痕，惟有“征辽”或可说明这一种感情，即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所言“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
三
从传世奇书《水浒传》的传播轨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经验，对我国以后的文学传播事业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 要充分考虑各种传播环境。文学的传播不仅仅通过传者及信息来实现，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古典文学的传播者，必须认识到观点文学的有关传播环境及背景，如制度环境、经济及科技水平及文化背景等等，认识到这些环境因素对古典文学的影响，并充分利用进而创造有利的传播环境。
其次，要积极改进传播方式。《水浒传》的顺利传播，还依赖于一定的传播技巧。如用当代人的视角和审美观念进行再创作，选择能使受者感兴趣的内容，采用受者常接触的媒体，等等。此外，传媒技术的发展与传媒的选择也很重要。现代社会，出现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古典文学可以采取多种媒介的组合。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各种传播形式完全可能被交叉使用，或同时兼有几种不同传播形式的特征。理论上的分类表述和研究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它们也是泾渭分明的。
最后，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受众的心理。其中移情作用在古典文学传播中非常重要。移情就是设身处地地体味别人的苦乐和际遇，从而产生情感上共鸣的能力。移情不仅在人际传播中非常有用，在古典文学传播中，发展移情有利于增强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互动。作为古典文学的当下传播者，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当下受传者的情感、思想和动机，站在他们受者的角度考虑古典文学的传播，并重视受者对古典文学传播的反馈信息，进而采用符合受众的传播媒介及技巧，与受众互动，才有助我国古典文学传播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