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编辑这卷资料的旨意，如同我在《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卷的“序”中所说，是因为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对于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只有简略的论述，难以从它得到较多的了解。从经济思想通史写作的要求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经济科学的发展，越到近代和现代，它的内容越丰富，需要有更多的篇幅来加以阐述。同时，近代和现代的各种经济学说更有助于理解和研究当前各种经济问题，因此，需要对近代和现代的经济学说有较详细的论述。所以，一般经济学说史详今略古的通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如果想多知道一些古代经济思想的各个方面，则从现在出版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著作，无论中外，都难以满足要求。而除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外，能使读者更多地一窥西方古代经济思想的简明著作，又极为少见。例如门罗的《早期经济思想》一书，是一本资料书，为读者提供了古代西方经济思想一些原著资料，最适合更多地了解西方古代经济思想的需要。但这本书所选资料过少，是其美中不足之处。特出之例，如其中即缺古罗马经济思想资料。在古希腊、中世纪方面，所选资料亦欠充分。我们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和本卷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就是在于为读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较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殊异，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恐怕这对我国读者很有必要，特别是对于我国研究工作者在对中西古代经济思想作比较研究时，那就有必要对西方古代经济思想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所编的这两卷资料，还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资料。
　　对于这本资料的编选，有几个问题得加以说明。首先是关于中世纪时期的上下限问题。上限起自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的灭亡，无任何不同意见。至于下限，不少史学家认为终于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但也有的定为15世纪末叶，而把16、17世纪定为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基本上采取后一种分期方法，不过我们也把16世纪博丹的著作选入。这是因为我国著作家常把《管子》的货币思想和博丹比较，同时博丹也处于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初期，把他的著作选入可以便于比较研究。其次是关于本卷资料的选取问题。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入侵之时三四百年里，西欧城市变为废墟，文化艺术荡然无存，除极少数僧侣外，能阅读拉丁文字者，几乎绝迹。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当时有何学术思想著作。但是随着日耳曼人建立封建王国以后，见诸文字记载的部落法典、封建庄园敕令，行会法规、城市立法等文书，逐渐出现。这些文书当中，当然包含有有关方面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研究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的基本资料。只有到了12、13世纪才有神学家用基督教义阐释各种世俗问题的著作出现，其中包括有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西欧中世纪首先出现的思想家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其中特出的是神学大师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部巨著，它阐释神学及基督教哲学，其中包括人们的经济行为。到了14、15世纪，研究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才逐渐出现。总起来说，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门著述，是不多的，只到后期才有一些。因此，我们这卷资料所包括的当时思想家原著仅有四篇，其他部分从资料的性质来说，可以说是二手资料，即是后人研究那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成果。但从便于掌握那个时代经济思想的全貌和特点来说，这些研究都是从浩瀚的经济史料中整理分析综合而成的，对读者恰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例如本卷所选辑的布朗基关于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的论述，对于整个欧洲中世纪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图景，是颇为难得的。虽然在它的论述中，往往经济史实多于经济思想，但这是由于欧洲中世纪初期和中期经济思想只能从法典、敕令、法规、立法等资料去发现，如上所述，那时期除稍后有神学家的论述绝无经济专著。同时，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情形十分复杂，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在了解经济发展史的基础上来了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会更有帮助。所以像布朗基关于中世纪经济思想史的著作，虽说有些陈旧(它是经济学说史的开创著作)，但我们认为它对读者和研究工作者还是有很大助益的。关于后人研究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的著作，为学术界所称道的有恩德曼(W．Endemann)的《罗马教会法规经济学说和法学研究》(德文，第一卷1874年，第二卷1883年)，不过此书的研究成果已为后人所吸收，我们没有选译这本书，而采用了后出的并为学术界公认为研究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最好的阿什利的著作。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关于选译门罗《早期经济思想》一书的四篇著作。此书现已有译本出版。本卷理应采用此书译文，或不选录此四篇，因为已有此译本可供参考。但我们组译门罗书中此四篇著作系独立进行的，现在看来，两种译本可以相互参照，对读者不无益处。同时本卷有此四篇，对读者亦较便利。因此，我们这一卷仍选录门罗书中四篇著作，并仍用我们原先的译文。
　　这本资料的编译办法，一为前卷(《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即统一规划，分工负责，主编审定。关于翻译和校订的工作，系集合傅举晋、吴奎罡、李斯平、李增德、李庆德、邓锺、鲁奇、李海春等同志之力而成，其中傅举晋和吴奎罡二同志承担的份量最多。二位同志除参加很多翻译工作外，还参加校订工作。在各篇著作之后，都注明各位译者和校者。又本书译稿承王淑荣同志通读一遍，并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本卷资料在选材上，在译文上，恐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我们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