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建设加紧进行，我国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一些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环境中形成的窒息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观点、新思想。
然而，任何新思想、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旧有思想文化为基础为前提的。要批判继承它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吸收并改造它的思想文化资料作为新思想文化的营养成份和组成部分，必须对旧有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何者当借鉴？何者当破除？何者当改造吸收？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小到某个领域，某个时期和某个方面的既有的思想或文化现象，大到沿续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应持这样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改革与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的今天，竟然出现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评价热。人们用新的眼光，站在新的高度，重新研究与评价传统文化。人们在思考
着，在争论着。结论虽不统一，但没有关系，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本身已深化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反思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在一些学校，举办了佛教文化讲座。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佛教与传统文化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发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在各地书店立即被抢购一空。这是个好现象。作为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感到压力。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从事任何一种研究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但从事佛教研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当一项研究课题确定以后，要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图书中找出相应的资料，要花费极大气力才能把用自成体系的艰深难懂的概念表述的佛教史实或理论，理出个头绪。然而佛教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很少，研究者不容易被人理解。因此，当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对佛教知识发生兴趣时，任何一个从事佛教研究的人都会感到高兴的。那么压力又何来呢？那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佛教研究还相当的落后，与我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曾创造性地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研究的人少，成果少。该研究的没有研究，空白很多；该整理校释的佛教图书没有整理校释，可供学者方便使用的图书资料太少。从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佛教著作行世，但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季羡林教授在《我和佛教研究》中充满感慨地说：“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
别是藏族和蒙古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载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笔者很同意季先生的话。作为从事佛教研究的人确实应当变压力为动力，急起直追。当然，重要的还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既然佛教的传入曾深化了人们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丰富了民族文化，那么可以相信，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佛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当前正确地对待和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真正全面开展业务是在“文革”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室的基本方针是以编写学术专著，编纂系统性的学术资料为主，同时开展专题研究，适当组织力量编写普及性的佛教知识读物。齐鲁书社去年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约稿，希望佛教研究室能组织人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佛教知识的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研究后决定将编写此书列入室的科研计划。
本书仅向读者介绍佛教的一般性的知识。尽可能做到全面、系统。内容包括佛教的基本教义、重要的历史人物、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史、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佛教基本典籍、佛教艺术等方面。在表述上尽可能通俗。采用问答体，根据问题难易各条目写的篇幅长短不一。佛教的专门术语太多，有些很不好懂。虽在叙述中有意回避。但既然介绍的是佛教，难免要运用相当多的佛教术语。因为在行文中不可能一一详加解释，有些读者在读到这些地方时可能会有“钉子”的感觉。从整体看，读者碰到这种地方跳过去读也无妨大局。如果有兴趣，可查阅《宗教词典》或其它辞书。如果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们将感到由衷高兴。
参加本书执笔的不全是佛教研究室的同志。其中《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的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燕生、湘潭大学的何云、青海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的吕建福等同志，都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的佛学研究者。他们承担了本书的大部分。
本书在编写中参考了国内外很多著作，限于篇幅和体裁而未能在书中一一注出，借此机会谨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本书是多人执笔，虽经通读和修改，但各部分笔调和文风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无论是编排还是叙述，肯定有失当乃至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