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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被理论界称为批评的世纪，批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其基本的发展走向还是较为明显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越来越趋向多元，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对话局面。也许不会有人反对把“多元化”和“对话”看成是２０世纪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我们同时又注意到，这种“多元化”和“对话”的格局仅仅是就各种理论和方法之间的联系而言的，或者说这是一种理论和方法与其他理论和方法“外在对话”的“多元化”格局，而每一种理论和方法自身却还基本上处在自圆其说、自成体系的境地，缺乏与自我的“内在对话”。这样的状况就给本世纪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得不少批评理论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如“语言表征危机”和解构主义的自我解构等问题。
实际上这种不确定的、动态的、模糊的语境批评最早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艺批评中。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神韵”、“风骨”、“意境”等就是对文学作品的语境把握。中国画的主要艺术风格也并不在于它的清晰性，而在它的模糊性、意象性。这种批评与现代西方文艺批评的本质区别，就如同中医和西医的区别那样，前者是“整体性”的语境批评，后者是“局部性”的语言批评。
我们并不否认，意义的确定性是自然科学和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要求，但文学批评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活动，它甚至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活动。它的研究对象是本身就很复杂的文学现象。所以文学批评不应只以归纳或确定某一意义为己任，而应该去揭示作品意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我们并不一定非要在一篇批评文章或一本批评专著中对某个文学现象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结论可以是多元的、矛盾的，甚至是对话的。对一个本来就不确定的文学作品意义，给予一个不确定的对话批评意义。这也许是未来文学批评的理想途径。
当代文学批评由确定性转向不确定性，由归纳转向对话，是文学研究走向新世纪的必然趋向，它是随着文学活动的非理性化倾向和对语言的主体性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发展趋向在语言学等其他领域内也有所表现，比如国际语言学研究的重心已在由对语言体系的静态研究转向言语的动态研究，由对规范语的分析转向非规范语、甚至身体语言的探讨等等。尽管这种发展趋向是非常缓慢的，也许要经过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这一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