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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集

作者:(清)李颙 撰,陈俊民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6年03月
内容简介
李顒 (1627—1750),字中孚,陕西盩厔(今周至)人,因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李顒生于关中,生平提倡讲学,为关中学者推崇,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是明清之际很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之一。
  《二曲集》中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概括言之,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宗陆王心学并糅以程朱理学精神的“学髓”说
  《二曲集》卷二的《学髓》,是一篇很著名的教育哲学著作。所谓“学髓”,就是学术的真髓,亦即学术最切要的宗旨。这篇论著是李顒给门人的讲学录,由门人记录整理而成,有图有说,而图是李顒自作的。这部《学髓》有图有说,体例有似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其书分两部分,一为“揭出本来面目”的心性本体论,一为揭示“下手工夫”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在本体论方面,《学髓》认为“人生本原”(又称“灵原”)是人的根本,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实际上这种“人生本原”或“灵原”即指“人心”。以为它“塞天地,贯古今,无须臾之或息。会得此,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千圣皆比肩,古今一旦暮”。这种本体论思想是继承陆九渊的“本心论”和王守仁的“良知说”的,主张精神产生万物,万物体现精神。这种心性论,强调个体内在德性对道德实践的主宰,“人人俱有此灵原,良知良能,随感而应;日用不知,遂失其正,骑驴见驴,是以谓之百姓。”以为此本体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由此,《学髓》提出“无念之念,乃为正念”的观点。所谓“无念之念”,即不带有物欲的念虑,完全符合“天理”,它“至一无二,不与物对”,纯然是天理,没有理与欲的二者对立。道德与非道德之分,不是由外在的道德实践过程和结果决定的,而是由“念起”,“念起而后有理欲之分”。“即所起皆善,发而为言,见而为行,可则可法,事业炬卓,百世尸祝,究非行所无事。有为之为,君子不与也”。这是一种彻底的主观道德哲学,它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推向绝对的内心静境,要求学者固本守真,“理欲两忘,纤念不起,犹镜之照,不迎不随”,只有这样才有本体存在,才谓“绝学”。才谓“大德敦化”。
  基于这种本体认识的功夫之学,和宋明理学相比,十分接近于明代王艮的“心斋’、聂豹和罗洪先的“主静归寂”,以及邹守益的“本体戒惧”,其功夫的起点是斋戒,这是“神明其德”的要务,要在使念虑齐一,防非止恶,肃然警惕,保持道德精神的严正。其基本功夫是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一日要求三次静坐,黎明、中午、午夜三次静坐时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静而虚明寂定”又“动而虚明寂定”,在本体未发之中和已发时求“致中和”。以为通过静坐工夫的修养,一当达到“湛湛澄澄、内外无物”的虚明寂定境界,即可使“本体”“往复无际,动静一原”,展现本体的真面目。“至此,无圣凡可言,无生死可了。”也就是达到纯乎天理而绝无人欲的境界。《学髓》以为这种境界正是六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致周惇颐的“立极”、程颐的“识仁”、朱熹的“主敬穷理”、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王守仁的“致良知”、湛甘泉的“体认”等所讲的境界。这就学,就是学髓。除此之外,即使博尽古今典籍,著作积案充栋,都不能算是学,只可以说是“玩物丧志”。总之,李顒的《学髓》从教育哲学方面,把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和“存理灭欲”方法论推到了一个彻底的神秘的主观精神世界,这与他以“慎独”避世,决心不与清朝廷合作,而同时又找不到安身寄托的心境很有关系,在道德修养实践中,其“学髓”理论与功夫都是很难奏效的。
  (二)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
  《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认为,人性“得天地之理”,“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但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逐渐受到剥蚀迁流,以致堕落为“小人”。即使沦为“小人”,然其“本性”并未因此而泯灭,“譬如明镜,蔽于尘垢,而莹体未尝不在”,只要刮磨洗剔,垢尽秽去,依然光明莹润,没有什么损失。古今为学之道,谈心性修养,都是教人在心性上用刮磨洗剔之功,以明心见性。
  基于这种观点,《悔过自新说》指出:“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
  以“悔过自新”标宗的心性修养论,它在人性“本原”状态上肯定人的本质,并认为人性是通过后天的习得与教育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断定“人欲”是绝对坏的、恶的,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则主张“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李顒指出,六经四书,都是讲的“悔过自新”道理,只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则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悔过自新”是为学的根本学问,“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巳,苟真有志做人,须从此学”。
  然而,如何使悔过自新之学落实到心性修养上来呢?该文指出,读书人若讲究此学问,须“于起心动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日先检其身过,次检其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这种悔过自新,完全是一种内心的省察与修养,是一种自觉地用封建道德精神枷锁来束缚自我身心的办法。以为悔过自新使心性修养到极处,则“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极于日新之不已。”至于悔过自新的功夫,仍如《学髓》所主张的那样,在于静坐。“吾侪既留意此学。复悠悠忽忽,日复一日,与未学者同为驰逐,终不得力,故须静坐。静坐一著,乃古人下工之始基。”为什么要静坐呢?因为“天地之理”不聚不散,故不静极则不能超悟,而且“过与善,界在几微,非致精不能剖析”,只有静坐,摒除“旁骛纷营”,才能“知几”致纯乎“天理”,明心见性。《悔过自新说》还列举了古今许多人的事例以作劝勉,说明只要悔过自新,就会有成就德性的效果。总之,“悔过自新”的心性修养论所讲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内省修养功夫,旨在教人去尽“人欲”,使外在的封建人伦道德规范完全自觉地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庙为“完人”、“贤圣”。
  (三)论“明心、体理、修身”之学
  《二曲集》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为学的目的和作用。在《两庠汇语》中指出:“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古今心理同一,然为学的目的与性质则有根本区别,一种是“为己”之学,一种是“为人”之学。所谓“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辨,无一可恃”。而“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而已”。
  李顒认为,为学就要以“为己”为目的,以修己而治人。因为人生在世,“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故“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
  既要明白“为己之学”,就应当知道学术真伪之辨。《二曲集》批评后世学术不明,教化陵夷,“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学术不明,使“为人之学”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为己之学”日晦,“人心不正”,“治化不兴”。所以,《二曲集》认为:“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讲明学术,目的在于治乱。而“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在这里,李顒将学术之明正与否,归咎于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指出近世统治者所“加意”的不过是“会课考文,供馔给赏而已”。有鉴如此,李顒在《匡时要务》中指出:“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
  《二曲集》所要明的学术是什么呢?或者说要以什么学术来“提醒天下之人心”呢?这就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具体说来,“其实道学即儒学”,“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在《富平答问》一文中也指出:“《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然而,读《六经》、《四书》能否达到“明体适用”的目的,这要看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如果读书不求明体适用,研究虽深,论著虽富,不过是夸精斗奥,炫耀流俗而已。又如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实厄于俗学之口耳”。这种为学目的与方法是不能达到“明体适用”目的的。读《四书》、《六经》而不能明体适用,其方法上主要是追求了“杂”。何谓“杂”呢?即“扣之而不竭,测之而不深,见闻虽富,致远则乖,此杂学也。”凡为杂学者,役有用之精神,亲无用之琐务,“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亦只见徒劳而已矣”。这些学问方法都不能明体适用,那么方法又在何处?
  《二曲集》虽成书于清初,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而猛烈攻击王阳明学,同时在广大学者中也极力贬低阳明学。在这种情况下,李顒却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正是“明体适用之学”,《富平答问》指出:后世学者都不善学阳明学和朱子学,以为朱王之学水火不相容,这是相当错误的。阳明学有“明体”的作用,而朱子学有“适用”的意义。故“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工夫。由一念之微致慎,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只有这样,才能“明体适用”。李顒认为,为学能否以“明体适用”为根本,关系到儒学的明晦。“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辞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由此可见,《二曲集》所论述的“明心、体理、修身”之学,乃是所谓“明体适用”之学,其作用与意义在于“治乱世”、“醒民心”。
  (四)“明体适用”之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计划
  《二曲集》在《体用全学》中,将学术分为“明体类”和“适用类”。属于明体类的学术有:《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以为这是“明体中之明体也”。此外还有《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等,这些是“明体之功夫也。”指出:“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文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除上述著作外,还有《邹东廓集》、《王心斋集》、《钱绪山集》、《薛中离集》、《耿天台集》、《吕氏呻吟语》、《辛复元集》、《魏庄渠集》、《周海门集》,也可以作为参考教材。
  “适用类”的著作有:《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辛复元《衡门芹》与《经世石画》、《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指出:“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
  从上述所列的学术著作来看,《二曲集》所主张的“明体适用”之学,其所谓“体”即指道德心性的修养,而“用”则指治国平天下及其有关的政治、军事、律令、农田、水利、地理等的应用。在每部书之后,李顒都写了按语,指出每部书的性质和意义,在“明体”或“适用”方面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些反映了李顒的学术价值取向,最明显的是他把陆九渊、王守仁等人的著作看成“明体中之明体”,而把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只看成“明体中之功夫”,反映了他倾心于“心学”。在《答顾宁人先生》论学书中,李顒指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既要明道存心,又要经世宰物,则只辨古今疑误字句,考据训诂,或求于口耳见闻之间,只是求末。由此可见,李顒虽大谈道学心性修养,但他是以实用为指归的。尤其在“适用类”方面,他把《经世挈要》、《武备志》、《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书列入教材范围,这表明他对实际学问的确实关心。如《经世挈要》一书,其内容涉及屯田、水利、盐政以及国计、选将、练兵、车制、火攻等。《武备志》的内容包括古今战阵以及用兵之法,其中《孙子》、《吴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都是古代兵家的经典著作。而《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都是当时的科技新书,他把这此列入教材,表明他的“适用”之学是以经世致用为指归的。
  在《读书次第》一文中,李顒为学者开了一份十分详细的清单,书目共34种,此外还提到作为参考的书目数十种。《二曲集》不仅列有这样详细的书单,并指明每种书的意义,而且在《关中书院会约》、《学程》等文中,根据教材内容的深浅难易及其内容结构,按照教学程序及教学心理特征,列入了很有价值的教学计划,对学习次序、知识与心理准备、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在教学原则方面,《会约》与《学程》提出了“奋志求新”、“默坐澄心”、“自体自认”、“问思辨明”、“切问近思”、“联会切劘”等。
  《二曲集》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名著,应当说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的。在学术思想方面,它提倡明体适用、真体真用之学,提倡学以经世宰物,主张结会集社,提倡以经世致用为读书目的,批评当时学者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既有其理学家的保守性,又有其重实际的一面。在价值取向上倾向陆王心学,主张学术兼容并包,在“明体适用”的原则下改造教育内容。这些应当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二曲集》所主张的默坐澄心、悔过自新、明心识体等道德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具有唯心论的神秘色彩和封建禁欲主义本质,这些是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启蒙思潮不相容的,表现出它的落后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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