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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以后，儒家确立，儒学成了中华古典文化的核心，二千五百年来深入人心，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更由于有了儒家思想，才凝聚了中民族。翻看甘五史，不管是哪个族的人为君，无不推尊孔子和儒学，这就明白地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统一起来的。认华文化，崇信孔子和儒学，就是中国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话可为典型：“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皇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辽史·列传·宗室》）这说明辽太祖并没把自己视为边荒之外的人，而认定自己是“中国”——华夏的一员，是推崇中华各族共尊的文化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团结、巩固，儒家思想的历史功绩是超卓的。儒家的学说，对现代与未来都仍有它积极的作用亦毋庸置疑。
我上学前，先母授《三字经》等旧开蒙读物，算是受儒家思想熏染之初。五岁入北平惜阴小学，使用的第一个铅笔盒中间印的就是孔夫子像，至今忆之，宛然在目。真正老老实实读孔、孟和儒家经典，应从1956年上师范时至今，累四十多年了。虽也写了几部书，坦白地讲，我至今读古书也离不开工具书，我绝不敢说我对儒家什么什么经无误地读懂了——要说出这样个“懂”字岂是容易的。不在小学上下苦功夫，读古籍是弄不明白文意的，更甭说研究了。
治古代文化，治儒学，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学问，才能避免曲解古文，才是对民族文化遗产负责，对读者负责。所以，我写这套书，首先是对我引来要说的古籍原文作疏通，然后再阐说，从而表达我的观点，故名之曰“通说”。我认为传统的注疏形式是好的，对古籍句句不漏地保存，读者便可以把上下文都看到，想断章取义地曲解去欺骗读者就办不到了。故，这套书中，对几部古籍都是全文通说，有的书如《忠经》、京房《易传》（辑录）等还是近现代没人研究和作过注疏的。我写此书，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在我对古籍原文的深入理解，自己弄明白了其义之后，用浅近的话写出来。还要说句坦白的话：我写得很累！比用文言或半文言式的文字写，要费劲得多！有时候用白话阐说一句古文时，我久久地握着笔，不敢往稿纸上落。阐释古文，与翻译外文，同样是极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