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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仙散录

作者:(后唐)冯挚 编,张力伟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1998年02月
个人简介

内容简介
《云仙散录》,又名《云仙杂记》,旧署后唐冯贽编,是五代时一部记录异闻的古小说集。
这部书的内容比较驳杂,主要是有关唐五代时一些名士、隐者和乡绅、显贵之流的逸闻轶事。 前一类大多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本书描述了他们的雅趣和癖好。其中有记杜甫在蜀贫寒生活的 窘迫(《黄儿米》、《一丝二丝》),有记王维居辋川地不容尘、日十数扫的洁癖(《两童缚帚》),有记孟 浩然写作上的求实严谨(《鱼有几鳞》),有记苦吟派诗人反复推敲中的甘苦(《苦吟穿袖》、《写窗投 溷》),更有记张籍将杜诗烧灰而食,以求“改易肝肠”一类的怪举(《杜诗烧灰》)等等。对后一类 人,本书则主要记述他们的奢靡生活,如“安史之乱”时曾做过唐军监军的大宦官鱼朝恩用琉璃板 做“鱼藻洞”,宁水养虾(《鱼藻洞》);显赫于天宝年间的虢国夫人悬鹿肠于屋梁上,注酒宴客,号之 为“洞天瓶”(《洞天瓶》);玄宗时的名臣韦陟家宴时,使众婢持烛作围(《烛围》)等等。这与史书所载唐代“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公私相致,渐以成俗”(《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的情况是相合的。不过,除了这种种别出心裁的夸豪斗富之外,书中也还有另一类生活的记载:洛阳振德坊贫民以糠为食(《糠市》),豪门中的家奴偶有失误、则被主人投入火中(《投奴火中》),这些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的另一方面。本书间或也提及了当时的民间生活,如洛阳上元节 的点灯送礼(《芋郎君》)、桂人好食虾蟆(《虾蟆糁菌》)之类的习俗时尚,还有节令食品和一些药物 的特异效果等等。《印普贤》一条所记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或被认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明确记载(也有人认为并不可靠)。此外,本书也有不少荒诞不经的东西,如有人夜睡,闻虱念《阿房宫赋》(《虱念阿房赋》);杜甫为文星典吏下凡,因佩刻有天诰之石入葱市,故文而不贵(《陈芳国》)等等。总其内容而言,本书当然不可以作为信史,但所记往往不见于他书,故而还是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序》中,把此书归为“纂类之书”。从形式上看,《云仙散录》确实也杂乱无章地编纂起来的。作者在谈到他的撰书动机时讲,他看到书籍中,“世人所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数千辈”,此时“未免为陈言也”,为“急于应文房之用”而编此书,于“常常之书”略而不采。可见,侭管后人将此书归入小说类,但它却不像唐人的传奇作品那样,以描摹生动、富于文采而见长。从《说郛》、《唐代丛书》等丛书中保留的不少同类作品(其中也有赝品)来看,当时这种书是很多的。并且,它们真可能曾“应文房之用”。晚唐兴起一股侈用事典的诗风,一直延续到宋代,形成了“西昆体”一类的诗歌流派,因他们用典的费解,致使后人有“独恨无人作郑笺”(金元好问《论诗绝句》语)之叹。从开此先河的李商隐等人的诗作中,就可见到大量来自志怪说部的僻典。据说,《云仙散录》的内容也确有被诗家用作典故的,如“戴颙双柑斗酒往听黄鹂”事(《诗肠鼓吹》,《四库全书总目》误引“戴颙”作“戴逵”)之类。不过,此书大约是由于格调平平,趣味无多,看来并没有太多发挥这一作用。但它的流传还比较广,收集唐五代说部的丛书大都没有遗忘它,在旧时代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其中的某些掌故为后人所习用,如“金兰薄”、“惜春御史”、“闭门羹”等就出于此书。有些故事辗转见于他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贾岛祭诗”、“杜甫子宗武受阮兵曹石斧”,前者又见于《唐才子传》、《唐诗记事》,后者又见于《竹坡诗话》)。书中记录的享乐生活也受到了后来追慕者的欣赏,明人小说中就写到,有人把本书所记张宪为侍妾所起的“雅号”(《墨娥》)安在妓女身上,用作招牌(见《石点头·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本书作者署名冯贽,他声称家有九世藏书二十余万卷,似出名门世家,然其名却不见于他书。 时代相近的宋人就已说其“不知何人”(《直斋书录解题》)。题名冯贽作的书还有两种:一名《记事珠》,一名《南部烟花记》,均属“纂类之书”,但份量都很小。前者的内容大多见于《云仙散录》,后者又多是从《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中摘引的片言只语,都算不上高明。并且,两书皆不见于各史艺文志的着录,只收在《说郛》(宛委山堂刊本)、《五朝小说》、《唐代丛书》等几种清人刊刻的丛书中。这几部丛书以宛委山堂本《说郛》时代最早,在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刊成,但该书所收各书的可靠性之低,世所共知。而其它各书中所收的《记事珠》、《南部烟花记》二书又都是由《说郛》本而来的。根据这些情况判定它们出于后人伪托,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云仙散录》的自序题作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九二六)。作者说他“事科举盖三十年,蔑然无效,天佑元年退归故里”,四年之后编成此书。“天佑”是唐僖宗的年号,元年为九○四年。这样,作者应当是生活在九世纪下半叶到十世纪初,也就是大约相当于唐宣宗到后唐明宗这一时期。自序中还提到,在编完《云仙散录》后,作者还编了几部书,“皆传记集异之说”。此外,再未见到有关他本人的任何资科。
这部书的可信程度历来受到怀疑。这不止是因为作者不可考知,书中还存在其它的疑点。从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始,就有不少人指出来过。不过,平心而论,前人的有些看法未必能站得住脚,如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引本书《笔头若耶》条,中有张曲江语人“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笔头涌若耶溪”句,称“殊不知若耶在会稽云门寺前,特一涧水耳,何得言涌耶”?并“以此知其伪”。这不免是迂儒之见。诚然,若耶溪在后世为一小涧,然在春秋时代尚为一大河。在这里,它不过是若干代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学譬况。如果照此推论,云梦泽在唐五代时早已不复存在,前一句岂不更荒谬?还有一个用来证明本书为伪作的根据是:《序》称天复元年(九○一)作,而文中却提到冯贽天佑元年(九○四)才“返回故里”。《四库全书总目》据此认为“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这个说法也难以立为定论。天佑晚于天复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作伪,未必至于在这样的地方留下破绽。其实,是《四库》所据之本有讹。此次点校用作底本的《随盫丛书》本序文明题“天成元年”,徐渭仁的跋语云:“天成后天佑凡二十一年,是元本不误。”这个讹误宋代就已出现,《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天复”。清人了丙在其《善本室藏书志》中怀疑是“成字草书与复字相近,传写致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对此作了详细辨析。另外,人们从这部书的文章风格上也提出了一些异议,陈振孙指出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赵与时也认为“集诸家之言”,不当如此“一律”(《宾退录》卷一);余嘉锡亦说:“相其文章风调,首尾如一。”这些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作为一部“纂类之书”,作者未必一定要直录载籍,更多的情况是节引其书,甚或改写其文,如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与其时代相近的《类说》、《绀珠集》等书的体制。因此,这种说法只能视作是一个旁证。
《云仙散录》最值得怀疑的是它的引书。全书三百六十七条,引书一百种。引书存在的问题一是书名,二是编排顺序。引书中除了《纂异记》见于《新唐书·艺文志》,《金銮密记》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南康记》见于《宋史·艺文志》外,其它均不见于历代着录(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其中的《安成记》、《庐山记》、《衡山记》、《豫章记》诸书,均属南北朝时的地理书,与《散录》引文的内容不相切合。《郡斋读书志》有《唐余录》,但却是宋人作品)。《类说》、《说郛》引了《金銮密记》,前者还引了《庐山记》,都不见《散录》所引的文字;而《绀珠集》、《锦绣万花谷、《海录碎事》等南宋类书中引的《云林异景记》、《妆台记》等,又都是从《云仙散录》中转引来的。也许,我们不应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散录》所引,或许有单篇文章,不尽是书。可是,书名问题结合其内容来看,有的十分贴合,如引作《文览》的数条皆是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轶事;引作《马癖记》的则记的是哥舒翰等人的好马成癖。也有的多数内容合于书名,个别条目与书名不相符契。亦有若干书名似乎是随意所加,如《玄山记》只一条是记一“玄山印”事,其余各条均与题无涉。它不像是述说一事的单篇文章,但也很难设想,记载这点小事可以成为专书。书名中更大的破绽是二七六、二九五、三○四、三○六(此为点校本新加的顺序号,下同)四条记薛稷为笔、墨、纸、砚“封九锡”,一事被分作四条不说,还列上了四个根本不同的书名。由此看来,所引之书的可靠性的确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
不仅书名如此,引书的编排顺序也很奇怪。这一点,赵与时《宾退录》卷一曾予以指出,说它“援引书百余种,每一书皆录一事,周而复始,如是者三。其间次序参差者数条而已”。进一步观 察,还可发现其编排的大致规律。一百种引书每百条重复出现一次,第二次以后的每次出现都是以第一次出现时的顺序为基础,十六、七条左右为一单元,打乱了顺序重新排列。但各次重复中每个单元起始点的位置都是相同的。除了第三次重复(三○一——三六七条)因不足一百而有空位与第二次重复中的最后一个单元(二八八——三○○条)是倒着排列的以外,大体上是整齐的。这实在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列出一百个书名,然后又成组成组地混合排列(读者也可从点校本后附的《引书索引》的数码中看到这一点)。总之,《云仙散录》的引书漏洞百出,当属伪托。不过,从部分书名与内容相贴合这一点来看,伪托也是出自本书作者之手,不大可能是由后人添加。但是,纵然引书上存在着种种花招,却仍不能作为推翻本书为五代时人冯贽所作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
在宋代着录中,此书都作《云仙散录》。但不知从何时起,它又以《云仙杂记》的名称流传于世。用后一名称的本子今所见者,以明代菉竹堂刻本为最早。此本分作十卷,前八卷的内容即是《散录》全本,只是有十多条的位置不同。它们是:(一)三五八到三六一条提前到第二条之后,(二) 二九五、三○四、三○六条提前到二七六条之后(内容均为“薛稷封九锡”),(三)三六七条(最后一条)挪到《杂记》二卷之首(此条今本《散录》已脱,仅存标题),(四)二五四、二五五条提前在一五二条之后。如果据上文提到的引书编排规律来看,前两处明显地是出于后人的篡乱(第二处的篡乱自然是出于对内容的考虑);后两处则不然,恰恰适合于这个编排规律,而在今本《散录》中,这两处却呈现了空缺和错乱,可见,在这些地方,它们保留了原书的本来面目。由此,再根据《杂记》“丸”字都作“圆”,避宋钦宗赵桓讳,可以知道,今本《杂记》出现亦早,并非由今本《散录》转出,但其九、十两卷则另当别论。
《杂记》九、十两卷的内容全部是新增加的,共七十九条,大部分注明了引书书名,共二十九种。这些书现在大都存在。冯贽《序》中言于[常常之书”不收,可是这两卷所引皆为习见之书,而且还包括有《穆天子传》、《孔子家语》等时代风格都大不相同的作品。不仅如此,还有诸如《资治通鉴》、《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等宋代人的著作。显而易见,这两卷属由后人伪托。可是,这些引文与今本原书的文字往往差距甚大,而且有少数不见于今本原书。这究竟是引书时的删略呢,还是别有所据?经过查核,找出了答案。原来,它们大多数转引自《类说》。《类说》六十卷,南宋初曾慥编,慥字端伯,曾言尚书郎,直宝文阁。他于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从二百五十六种笔记小说里辑录成此书。“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绮丽之语,仍存原目于条首”(《四库全书总目》)。《云仙杂记》九、十卷共有六十三条钞自《类说》,但却讳而不言,只注出了原来的书名(今本有九条还脱去了引书名)。剩下的十六条,纯属生凑。有的本是一段中的文字,被分别钞出,立为二条(卷九第七条《无肠公子》及第十条《虎狼称呼五君》),倒是很有些冯贽的作风。这十六条文字,多与所引书的今本相合,但亦有相去甚远者(卷九之四十一条《鸟龙》、十二条《须髯如戟》),究竟是什么原因,证据不足,只能存而不论。上面所言,足以证明《杂记》九、十两卷是件拙劣的赝品,这种极不负责的做法大约只能出自逐利忘义的书贾坊肆。
《散录》与《杂记》两个本子的主要不同表现在每条前的小标题上。两本标题相同者不到三分之一。不同者情况比较复杂,大致说来,除了一些选择角度不同,各用文中所记事的某一方面作题的情况(如《散录》“金刚骨”,《杂记》作“地仙圆”)外,《散录》往往用一简称或提取文中一词作题;而《杂记》常常用全称或概括全文内容的标题,字数较多。如十七条,《散录》作“墨娥”,《杂记》作“凤巢羣女”;二二三条,《散录》作“天枢巡使”,《杂记》作“元夜食牛肺犯天枢使”。“墨娥”是所记的“凤巢羣女”之一,“天枢巡使”也只是事件涉及的一个间接当事者。相较之下,《杂记》标题要更准确、明白一些。不过,也有极个别相反的例子。这也说明了两个本子不出于同一系统。
《云仙散录》的刻本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洪迈《容斋随笔》所记的南宋南剑州刊本。今存的刻本大都收在一些明清人编的丛书中。这些本子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有清末徐乃昌刊刻的《随盫徐氏丛书》本,它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开禧年间郭应祥在泉州所刻。据郭氏跋语讲,这个本子综合了李茂州与罗史君的两个家藏本。前者不分卷,后者分上、下两卷,“先后之次亦有不同”。郭本从李本而据罗本校改了一些脱误,用当时政府的官册纸印行,流传很广,丁丙《善本室藏书记》、《简明四库目录标注》都曾着录。《随盦徐氏丛书》本明确说明是从此而来。该本今存于南京图书馆,其书影见《留真谱二编》卷五,行款与字体均表明《随盦》本是其影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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