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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公元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唐代杰出书法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其书法中年刚健宽博，晚年圆润俊逸，对同时代及后世的书法影响深远，被尊为“唐之广大教化主”。传世作品有墨迹《大字阴符经》、《倪宽赞》、《临王献之飞鸟帖》、《临王羲之兰亭序》等，而公认可靠的均为碑版，仅有《伊阙佛龛之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记》四件。
要探究一位书家的风格与成就，首要的任务就是明其渊源。
关于褚遂良的师承，历代记载基本上集中在虞世南、史陵、王羲之三人身上。如果将褚遂良的四件可靠作品与上述三位书家对应起来，可以发现，虞世南所给予的可能更多的是观念上的熏陶，王羲之更明显地作用于其晚年书风，而史陵则因史料的过于匮乏，成了一谜。褚遂良中年代表作《伊阙佛龛之碑》与《孟法师碑》的用笔方式，无疑归于北朝一脉，而其独特体貌似应另有所据。《书后品》记载：“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日：‘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因此，“此法”无疑是褚遂良中年书风的秘密之所在。如果充分考虑史陵在其学书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伊阙佛龛之碑》与《孟法师碑》的风格特征直接源自史陵。史陵的作品固然无考，但刻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的《岐州舍利塔铭》（公元1800年出土），却一直令我这样设想：这就是史陵的书法。因为这件作品的体貌特征，与《孟法师碑》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遗憾的是，这件作品也是刻石。
关于碑版“写手”与“刻手”的关系，在今天已成常识，所以不妨把探究的视线转移到那件备受争议的《大字阴符经》。沈尹默先生认为：“此经结衔为起居郎，与《伊阙佛龛碑》正同，知必贞观十年以后、十五年以前此五六年间所书。其字体笔势亦与《伊阙））为近。《伊阙》既经镌刻模拓，笔画遂益峻整，少飞翔之致，杂有刀痕故尔。”尽管台湾李郁周先生曾作全方位考证《大字阴符经》非褚遂良所书，据称已成定论，但我更愿意相信沈尹默先生基于“笔势”所作的直觉上的判断。至少，因此而使魏徵对其中年即“甚得王逸少体”的称誉有落实处，因此而能理解其中晚年书风的强烈嬗变，也因此使我们对《伊阙佛龛之碑》能“透过刀锋看笔锋”。
综上所述，史陵所传的“此法”，就是以北碑为体、“二王”为用的集成南北书风之法，这也是解读褚遂良《伊阙佛龛之碑》的不二法门。明乎此，才可能对《伊阙佛龛之碑》拙中媚、媚中拙的审美内涵有精深的体认和把握。
《伊阙佛龛之碑》系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所刊。篆额题“伊阙佛龛之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刻于河南洛阳龙门宾阳中洞与南洞之间。碑文纪年署名今已风化剥落，据欧阳修《集古录》记载，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书。为目前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传世墨拓以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初拓本为最善，拓工精良，字口如新，曾经清代毕泷、费念慈等递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今原色影印，以飨广大书法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