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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冷月其人其艺，曾经是一段尘封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国内艺术空气的渐趋活跃和艺术品市场的重新崛起，这段历史终于抖落尘埃，向我们重新展示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以“保存国粹”与接洽“新的艺术”并举的艺术运动的壮丽一幕。
对于中国画来说，20世纪伊始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不仅失去了涵盖中华画苑的一统性质，退居为与诸多外来形态共享天下的多元局面之中的一个画种，而且前所未有地肩负起捍卫民族文化价值和建构现代性的双重历史使命。这种自设或被设的双重历史使命，其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前一重使命维护的是民族特性及其既定传统的无终极性，在中国画概念本质规定性被强化的同时也就取消了内在的否定性，从而导致发展机制中自我批判精神的萎缩。后一重使命则用文化进化主义的纵向规定去取代文化相对主义的横向规定，通过现实发展中的中国画对中国画概念进行解构以获取新的意义，因此势必背离中国画的既定形态并对中国画的本质内涵构成威胁。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将一种依据于特定文化畛域的生存状态，置于另一种消泯这种畛域的生存状态之中，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两难选择的悲壮色彩。唯其如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坛始终处在激进与保守、融合中西与发扬传统相颉颃的动荡情境中，不同的画家，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潮，乃至同一主体的不同时期，都会依据各自的价值立场而行使其不同的绘画取向，中国画的传统价值结构由此为价值相对论的多元格局所取代。
与当时绝大多数画家相区别的是，陶冷月尽管很早即以“新中国画”的创格成为中西融合之风的重要代表，却从来不曾放弃对传统型中国画的研求，传统中国画和“新中国画”，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似乎是等量齐观的两条并行主线，一直维系到生命的终极。这种二元并行的取向，并不像某些画家同时从事油画创作和中国画创作那样，可以遵循泾渭分明互不相妨的内在理路，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觉的悖论状态来维系其文化人格的统一。如果说，两难选择作为20世纪中国画发展之途上无可逃遁的宿命，是由形形色色的当事人通过各取一端的选择汇合而成的话，那么，陶冷月则一身而二任，将两难选择本身作为了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