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曾鹏：2003年考取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攻读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专业博士，兼任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2006年毕业后就职于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

内容简介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和分化。经济体制的变革造就了大量的利益受损群体，面对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和不公正的利益分化机制，很多社会成员产生了社会不满和社会怨恨。由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难以为这些社会怨恨提供制度化的释放渠道，造成了社会怨恨的长期积压。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一些弱势群体被迫将集体行动视为释放社会怨恨的主要渠道。
　　尽管面对的是同样的社会情境，但不同的抗议性集体行动并非一致，这些集体行动在生发可能性、表现形态和绩效上存在巨大差距。可见，社会结构并非集体行动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本研究把正处于急剧变迁和分化中的转型社会作为不同集体行动的共同社会情境，聚焦于“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相关性问题”，试图考察不同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行动绩效。由于本研究要考察的集体行动主要是发生在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所以本研究主要考察的对象也就是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本研究将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分成3个维度来加以考察。
　　其一，考察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生发可能性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分析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力机制的影响，即不同的社区网络对意义建构、理性计算和情感生成等个体行动选择的制约因素的影响。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的社区网络(融合性社区网络和离散型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3种动力机制的作用，发现融合性社区网络与离散性社区网络相比更能强化这3种动力机制，对个体行动者产生更强的动员潜能，因而更有可能提高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
　　其二，考察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表现形态的影响。笔者主要分析比较融合性社区网络与离散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规模、组织化程度和暴力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融合性社区网络比离散型社区网络更能扩大集体行动的规模、更能提高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但同时也更可能降低集体行动的暴力程度。
　　其三，考察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绩效的影响。笔者主要对不同特性的社区网络中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群体绩效和社会绩效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就群体绩效而言，融合性社区网络中的集体行动的社区行动成本更低、且更可能融洽社区关系和提高社区声望；就社会绩效而言，融合性社区网络中的集体行动更可能降低社会破坏力、更有利于释放社会怨恨、提高社会系统的协调能力和促进社会整合。
总体而言，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绩效都产生显著性影响。其中融合性社区网络能产生促进集体行动准制度化(注：相对于集体行动制度化而言)的作用机制，即融合性社区网络在提高集体行动生发可能性的同时也降低了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也就是说，融合性社区网络有利于社会怨恨通过集体行动及时有效适度地加以释放，促进社会整合。
　　这一发现对政府和社会工作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当下长期积压亟待释放的社会怨恨，面对业已形成的强势利益集团，集体行动制度化遭遇重重阻力的社会情境，要使社会怨恨能够得到及时有效适度的释放，建构一个有助于集体行动准制度化的作用机制不失为一种可取之道。
　　研究表明，融合性社区网络就是一种为转型时期的高压社会“舒气降压” 的集体行动准制度化机制。笔者结合融合性社区网络建构的经验，发现对当前新型社区网络建构影响显著的3种重要因素：人际吸引、互动空间和交往实践，然后提出改革现行社区体制的新方案，通过改革，将目前新型都市社区的“单边垄断型”社区关系模式转变为“多边互赖型”社区关系模式，促进社区网络的融合；同时，提出社区工作者介入社区网络建构的创新实务模式，社区工作者应致力于促进社区人际吸引、创设社区互动空间和增进社区交往实践，从而达致建构融合性社区网络、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目标。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式，辅之以定量研究。运用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和实地观察法等等来收集资料。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选取的两个典型个案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来考察不同特性的社区网络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是收集的资料尚待深入挖掘，理论层次亦待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