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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热的兴起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是新时期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稍后渐盛的地域文化研究即是这一学术思潮的必然结果。近年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从一般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向地方专学的转换，多种地方专学如徽学、闽学、蜀学、湘学、楚学、晋学、上海学等的被提出和论证就是明显的表征。这固然反映了地域文化研究深化发展的学术逻辑，也与当下各地对传统文化、国学典籍、文化遗产的空前关注关系密切。因此，这种转变反映了纯学术研究的学理性与现实文化关怀相统一的通达观念，反映了学术与文化发展的必然。
与以往许多关键性历史时刻相似，新时期的岭南文化曾再得风气之先，取得了突出成绩，其影响已远超岭南之外；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岭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已到了关键阶段，岭南文化研究也面临着持续发展和全面提升的繁重任务。从岭南文化研究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岭南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来看，当前有必要强调建设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保证岭南文化研究不断发展、持续繁荣的学理前提。“岭南学”学科概念的适时提出和积极构建，就是这种学术努力和现实关怀的体现。
学科概念的提出与确立通常是一个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标志。五岭以南，南海之北，界于中原，交通海外，以与中国文化中心区域相距遥远，有时被称为岭表、岭外，有时又被称为岭海、岭峤；这里的物令节候、言语习俗与中原相比多有殊异，时给人陌生神秘之感。实际上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秦汉时期这里已颇显独特气象，唐宋两代可谓岭南文化发展的关键，明至清中期岭南文化渐趋繁荣，而晚清民国时期岭南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均已臻致空前。因此，近现代多位学者曾特别瞩目岭南的学术与人文。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新会梁启超论中国历史地理，特别标举四川与广东，指出广东背岭面海，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与中原迥异，遂特别标举“粤学”；顺德黄节也曾撰专文论述“岭学”源流；陈寅恪也尝在晚年提出要建立“南学”。凡此均可视为基于对岭南学术文化传统的深切体认，建立岭南地域专学的具有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努力。时下提出和构建“岭南学”，不仅与这些学科积累、学术观念密切相关，而且是其发展与深化。
近年岭南文化研究日益丰富繁荣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深化学术水平与提升学术地位的要求。一方面是原有优势的持续发展和对薄弱环节的弥补充实，如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港澳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香山文化、雷州文化、粤西文化、粤北文化、海南文化研究的迅速兴起；一方面是专学名称的提出和构建，如以族群或区域命名的广府学、潮学、客家学，以宗派命名的罗浮道学、慧能禅学，以人物命名的白沙学、黄学。这些地方专学的出现，均反映了各地对乡邦文化的深情系念和对历史遗产的强烈关注，也是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对岭南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岭南学”与建设中的广府学、潮学、客家学诸学，既有密切关联，因为研究对象与范围、研究方法与目标相关；又有显著区别，相互之间并不能等同，也就不存在彼此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在思维逻辑和学理事实上具有平面交叉、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应当构成相辅相成、互补共进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