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王小卫，男，1970年生，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目前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政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先后在《经济研究》、《财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译著《社会契约与博弈论》，主编和参编《出路》(与李健合作)等学术著作十部，独立主持和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参加完成国家级、省市级课题二十余项。
宋澄宇，男，1966年生，经济史学硕士，现供职于上海某出版社，曾策划《出路》等图书。主要研究方向是制度、伦理和企业家理论。
内容简介
由王小卫、宋澄宇编选的《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本集子，收集了经济学界十一位领头学者的方法论著作，其意义重大。这不仅仅因为这几年关于经济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争论在不断升温，而且也因为翻译、引进经济学达一百年之后，是该问一问:在中国除了有经济之外，是否真的有经济“学”?如果还没有，那又到底如何让普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时下时髦的“谁谁是一流、二流、三流”这种无聊话题，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后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这种毫无意义的预测。
像许多现代学科那样，晚清洋务运动之前在中国是没有“经济学”这回事的，那时充其量只有一些经济思想或者说关于经济的智慧，是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而不是经过严格证明的科学理论。洋务运动期间，经济学与其他西学开始进入中国，其中以严复于1897至1902年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重要标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就扎根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
回想一下，“五四”时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全面改变中国文人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论。“德先生”带来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赛先生”是研究方法论，是科学方法，但以往这又被理解成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没关系。于是，在多数人眼里，“赛先生”是“术”，不是“道”，以至于到今天中国还只有“经济智慧”、“经济思想”，但没有真正的“经济学”。
“经济智慧”与“经济思想”充其量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经验总结，不一定是科学。中国人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像孔子、孙子、管子等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齐国时期管子的经济思想至今还是那么经典，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理念与智慧往往不超出个人或局部社会的经验总结。换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非常丰富，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对周围的人和事观察得也绝顶细致，从这些经历和观察中他也提炼出了绝顶、绝世的精华。但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使孔子不能周游到今天的中国疆土之外，在今天看来，他所能收集的“样本”自然局限性很大。再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处境也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观察与体验到的规律未必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的规律。
所以，基于个人或局部经验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经得起时间与环境的检验。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选择性记忆”的行为偏差:专记自己想看到的经历，忽视与自己愿望相背离的经历和现象。这种行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间存在也属自然，以至于时不时有人会对社会、对经济妄下结论，或者以偏概全。因此，在没有经过“逻辑考证”（比如，基于数理逻辑的经济模型推证）或“数据实证”之前，一种“经济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
换言之，中国的工匠技术与手工业历来发达，但工业革命却偏偏发生在西方的英国而不是中国。原因是在西方出现了科学实验室，让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超出“经验”去设计制造各种假想的实验状态，可以多次重复实验，也可以让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复实验，以此来发现在个人不可能经历到的状态下物质和自然的规律，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超出个人的经验总结。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经历一千度的高温，因此也不会知道在一千度高温下泥土的物理表现会如何，但在特设的实验室里这是容易模拟、发现的事情——科学实验室和数理逻辑是科学方法论的两大支柱，使人类的知识远远超出基于个人经历的智慧。
让我们庆幸的是，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一百多年的努力，“赛先生”在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算是扎根了，一代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有目共睹。但是，“赛先生”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管子时期就有的“经验总结”方法。特别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由于经济学又不制造兵器炮舰，自然不在“术”的范畴，因此觉得“赛先生”对其不适用。洋务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并没改变“中学”轻实证、轻形式逻辑考证的研究方法，还只停留在“经验总结”上。对于从西方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们只能根据灵感和需要去取舍，特别是根据“主义”去取舍，而不能做自己的“数据实证加逻辑分析”。
在没有以实证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条件下，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的精英决策者只好根据自己“觉得应该是对的”理念，拿中国社会本身去做试验。让中国社会亲身为一个个理念做试验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代价是连续不断的革命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不仅如此，事实上，即使在一个试验导致千千万万、甚至几百万人失去生命之时，按理说这些灾难性结果足以证明当初的理念是错的，但是决策者也不一定会承认这种错误，可能还会让全社会遭受下去——为什么会这样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社会科学实验室”帮助我们通过实证和形式逻辑发现一项决策的各种可能后果（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就只好拿真实的社会去做实验。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还真的在这样做着。这让人想起来都后怕!那么，“实证加数理逻辑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背后又代表一种什么含义呢?其实，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研究是与“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数理生物学”相对应的，其作用是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这种逻辑分析显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会做实验。
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又与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重复实验研究相类同，它跟个案实验或案例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能避免个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但问题是，对于像制度机制、政策选择等问题又如何收集大样本数据或者重复试验呢?
好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脑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研究人员已经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组成数据库，以免费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国有兴趣从事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人使用。由于今天以及过去世界各地的国家形式和经济形态各种各样，社会与文化环境也各有差异，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也不全相同，这些跨国、跨社会的丰富数据显然能帮助我们检验关于人和社会的各种理念与假设，以判断这些理念的真伪。如今，为不同学科建立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这真是现代人的福气。这些历史与经验数据当然离可靠的、可完全重复的“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很远，但至少现在有能力把两百个国家的实际成功与失败经验综合在一起，辨别其中的共同规律，让我们有可能避免一些国家犯过的错误、经历过的教训，以免我们再像以前那样非要亲自“以身试法”不可。特别是，通过分析众多样本国家的经历，我们能够更系统地领悟出他国成功的经验。比如，像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整理出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研究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能从世界学到的不再是简单照抄的思想与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经济、社会与国家的形式逻辑方法论，再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证伪的跨国数据库。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的融合正在开启新的一页，预示着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大转变，而且是正在进行中的转变。当然，转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使其完全基于形式逻辑和数据实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一想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今天终于弄懂自然科学技术，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过程的艰难，更何况这是接近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决策可能还得继续靠“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期望中国老百姓为“试错”埋单的肩负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