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刘文良，男，1971年生。2007年博士毕业于扬州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湖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近年来，先后主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江苏省研究生科技创新课题、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科研课题、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课题等5项省级、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思想战线》、《求索》、《江淮论坛》、《学术论坛》、 《扬州大学学报》、 《理论与改革》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近40篇发表于“CSSCl来源期刊”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近10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文艺理论文摘卡》、《生态环境与保护》等全文复印或转摘。

内容简介

本论著由前言、上篇（范畴篇）五章、下篇（方法篇）二章和结束语共四部分组成，力图通过对生态批评“范畴”的界定和探讨，尝试廓清生态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理路，通过对生态批评“方法”的研究，探讨一个对当前的生态批评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生态批评方法系列构想。
前言部分，首先对生态批评的概念、批评对象、宗旨等进行了“概说”，接着分析了当代中国生态批评崛起的原因，然后探讨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在简要总结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缺失，进而提出本文写作的基本设想。
上篇为“范畴篇”。第一章探讨生态批评的核心范畴——“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生态文艺（文化）中最为根本性的内涵，是生态批评反复探寻和积极倡导的。本章第一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内蕴进行了发掘，对这一极其重要的“和谐”思想的现代生态价值进行了考量，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生态伦理进行对比研究。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进行辨析。本文并不简单地认同西方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为本”等激进的理论主张，而是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某些原则性主张对于我们保护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局限性，而温和、理智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人的利益与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立足点，也是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在生态保护究竟以谁为“本”的问题上，本文认为，“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只有做到“‘以人为本’为旨归、‘生态为本’为内核”，才能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第二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自然”。要实现“和谐”的目标，关键之一就是要调整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自然有正确的认识。本章第一节梳理了“自然观念”的发展历程：古希腊的“有机论”自然观、近代“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现代“天人相谐”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观、东方“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第二节则重点探讨了“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认为“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生态批评，不仅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还要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精神生态的问题，引导人们重视向“内部自然”的回归。第三节则从科技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检视科学与敬畏自然”的命题，在分析科技对人类的福祉与祸害的基础上，论析了“敬畏自然才是真正的科学观”的观点。
第三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终极关怀”。“我是谁”、“我在何处”、“路在何方”、“存在何为”，这些都是关乎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实现“和谐”目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是人类终极关怀的应有之义。首先，人类只有正确评价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序位——“我在何处”，才能真正地认识生态系统，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开或缓解生态危机；其次，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走错了路、走错了什么路以致酿成了现代生态文明的严重偏颇，这样才能明确“路在何方”，真正探求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最后，要实现终极关怀，还需要明确“存在何为”的问题，需要呼唤人们生态忧患和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生态批评应该鼓励并提倡批评家们有意识地从“终极”视角阅读文本，注意发掘文本中蕴含的终极关怀精神，引导读者领悟并接受这种精神意蕴。
第四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悲慨”。悲慨，即悲壮慷慨。它既是生态文学的重要风格，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风格。本章第一节分析生态文学的悲剧性之维。通过对生态文学作品的解读指出，生态文学常常采取悲剧的形式，通过反思与批判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来唤醒人们追求“和谐”的生态意识。第二节进一步探讨生态文学中悲剧与崇高、人的崇高与自然的崇高相结合的问题。人类是崇高的，大自然是崇高的，人的崇高不应以征服自然为判断标准，而应该以人保护自然、实现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价值为标志。两者的有机契合，造就的往往是一种更为神圣的崇高，可以营造更加撼人心魄的悲壮慷慨的氛围。第三节论述了在当代审美文化背景下，生态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的反叛精神：拒斥媚俗，重扬严肃、高尚的儒雅风范，积极倡导文学精神的回归。生态文学这种拒斥媚俗的特性，也决定了生态批评应该是一种阳刚的批评，一种充溢着浩然正气的批评。
第五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审美话语”。生态理念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社会色彩，生态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以生态理念为支撑、以生态文学艺术为主要批评对象的生态批评也因此而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性色彩。虽然，生态话语是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判性的，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又不能沦为生态话语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而应该注重生态理念、生态思维的形象化和情感化，尽可能采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重视生态话语审美化，将“生态”融化为一种“审美性”的东西而留驻在人们的心中，并潜移默化地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意识，这应该成为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执著追求。
下篇为“方法篇”。第六章，从“学科方法”的层面探讨生态批评的方法。生态批评可以从文化学方法、女性学方法、阐释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常见的文艺学方法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批评路径。本章第一节“‘文化诗学’与多重跨越”认为，生态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文化诗学”，生态批评要突出它的跨学科性、跨文明性和跨文化性。同时，生态批评也不能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应当寻求文化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和谐统一。第二节“‘生态女性’与视界融合”探讨了女性视角之于生态批评的重要性以及生态视角之于女性批评的特殊意义，并将理论推导与个案分析有机结合，论述了将女性视角与生态视角结合起来的生态女性批评不仅可以为长期以来的女性批评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以为新生的生态批评开拓更为广阔的批评空间。第三节“‘经典阐释’与生态优先”论述了生态批评对经典文学阐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生态批评进行经典阐释时，需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侧重于从“生态”的角度，从“自然”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和认识经典；二是把握阐释的“度”，避免完全脱离时空背景的过度阐释。
第七章，从文本分析的“具体操作”层面探讨生态批评的方法。第一节“‘正面发掘’与诗意追寻”，侧重于从生态文学或包含生态内蕴的非生态文学或“准生态文学”中探寻“自然”及其存在方式，一要寻找“自然”的“诗意”，升华人们的生态伦理道德，二要批判人类“自掘坟墓”之举，拷问失衡的心灵。第二节“‘缺席审问’与降值性批判”，则是要求生态批评对那些曾经以其强烈的“斗志”折服读者、令读者浑身充满与自然抗争的力量的“反生态”文学作品做出“降值”判断，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文学艺术标准。第三节“‘叙事剖析’与感染功效”，认为在对生态文学进行叙事剖析时，可以主要从五个方面来把握：一是把握生态意象，二是把握背景材料，三是把握“对话”元素，四是重视非叙事性话语，五是重视叙事视角，这样便于突出生态批评的感染功效。
结束语部分对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寄予了期望，特别指出要以本土话语为根基，以西方话语为催化剂，力求构建出具备本土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既要重视对西方生态批评成果的译介，更要重视本土创新；要重视文本解读，把握理论生长点；要重视学术对话，化解学术隔膜；既要重视“拿来”，也要重视“输出”。
本论著在写作过程中，注重对当代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批评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及理论概括，注重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有机结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借鉴西方生态批评优秀成果的同时，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进行生态智慧的发掘，注重中国批评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