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自中国人世以来，在利与弊、长期与短期、静态与动态、悲观与乐观等方面的评价与争论远没有结束，而“三农”问题始终是这些争论的焦点。大豆是我国开放最早、进口量最大、市场化
程度最高、与国际接轨较为彻底的大宗农产品之一，当前大豆进口依存高，外资在大豆加工业中占有绝对份额，整个行业利润率低，资产负债率高，大豆产业发展处于困境。讨论与分析大豆进
口激增、大豆产业发展困境以及外资如何进入并控制我国大豆压榨业，总结其经验及教训，对未来的玉米、小麦、大米、食用油行业乃至涉农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本研究包括三大块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大豆进口激增现象的解释。把大豆进口与植物油需求、饲料供求和饲料出口联系起来。实证检验发现大豆进口与植物油扩大供给（需求）之间存在
长期均衡关系，另外近些年大豆进口与饲料供给（需求）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过，从统计意义上说，植物油需求扩大并不是大豆进口的“因”，而饲料需求是植物油进口的“因”。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接受的话，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禽、蛋类食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家禽、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作为饲料主要配料之一的豆粕的消费量迅速上升，进而对进口大豆产生引致性需求。另外，居民对植物油的消费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对植物油主要品种之一的豆油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但这并不是大豆进口激增的主要原因，至少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是如此。从大豆进口政策偏好来看，我国大豆进口充分显示了政府把消费者剩余放在相对重要的地位，而忽略了生产者剩余。
第二部分是讨论大豆产业发展困境，重点探索大豆压榨业为什么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和破产以及外资如何控制压榨业。我国大豆压榨业取得快速发展，豆油和豆粕的大幅度供给满足了日益增
长的植物油和畜产品消费需求。同时，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已从小企业为主体演变为大企业、大集团占主导地位的格局，而且内资企业压榨能力和实际压榨量不断萎缩，我国大豆、豆油市场逐渐
被外资控制，逐渐丧失了大豆市场的话语权。外资企业在大豆压榨行业份额的提高，一方面，增强了压榨业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性，加剧了国产大豆竞争劣势，给国内大宗农产品生产和下游加
工业带来较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影响东北大豆主产区农民增收；另外一方面，跨国公司对下游产品价格的控制能力增强，对我国饲料行业和畜产品生产将带来更多负面影响。跨国公司具备以下
四个特点：①“订单农业”：农户成为产业工人，实现原料控制；②CBOT的价格体系：左右期现市场价格；③跨国公司+政府：实施国际扩展战略；④多元化经营+资本雄厚：疯狂并购，控制
国内市场。外资企业首先通过参与原料进口贸易，控制了我国大豆进口权，接下来通过参股、合资或直接建立新厂进一步控制压榨业。
第三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研究内容：在大豆产业与玉米产业比较基础上考察玉米是否会步大豆后尘、从大豆进口与大豆产业发展困境反思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大豆进口风险规避的政策选择。本
研究发现和大豆市场与大豆产业发展面临类似风险，表现为三个方面：我国在世界玉米价格形成中也没有定价权；由深加工业快速带来产能过剩，既加大了粮食安全风险，也导致大量中小企业
处于亏损或破产状态。饲料工业的民营化程度高，企业的平均规模较小，产业竞争激烈。这都将给外资进入提供较大空间。最后是畜产品行业外资力量越来越强，饲料行业（包括玉米市场）被
暴露在风险之中。通过反思比较优势理论，本研究发现，绝不应拘泥于既有禀赋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中不能简单按照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发育与完善市场经济，培育市场
经济主体，为发挥比较优势创造良好环境与土壤。另外，仅从农产品比较优势来看，忽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耦合关系会导致无法科学判断农产品的比较优势。针对风险应对，积极参与和利用期
货市场不失一个重要选择，但是我国企业套期保值有效性有限，完善期货市场规则显得格外必要。另外，企业在进口大豆时不仅面临着原料成本变动风险，还面临着汇率波动风险。对于农户而言，期望通过“公司+农户”与“订单+期货”新模式规避风险需要包括稳定强有力的中介组织、降低系统风险和强大公共信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