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灵活用工与弹性就业机制-新规则.自由人的梦》共分八章，主要介绍了理论概述、灵活用工制度、灵活用工和就业政策、灵活用工和劳动立法等内容。
前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关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关系经济的发展，关系社会的稳定，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明确了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思想与奋斗目标。
就业国情报告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出现了三支劳动力大军：
第一是再就业群体。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加之事业单位改革，需要继续解决冗员问题。他们构成了中国再就业的劳动力大军。
第二是新生就业群体。《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在2005年5月23日首次公布。这次调查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共选取7,000个青年样本和220个企业样本，调查对象为15～29岁的青年以及他们的雇主。本次调查显示：15～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他们构成中国新生劳动力待业大军。
第三是农民工群体。2004年4月，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举办的“中国就业论坛”上发布了《中国就业议程》（以下简称《议程》），坦言：据估计，1／3的农村劳动力都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议程》指出，2000年以来，在约1.5亿就业不足的农民工中，每年有800万成为“流动”民工，他们在城镇非正规经济领域中寻找就业机会。他们构成中国农民工寻业大军。
《议程》还指出，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力将增加7,000多万人。2005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来源于2005年5月《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本次调查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由此可见，中国就业压力巨大而失业问题日益突出。1998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高层次、高规格的就业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措施，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执政为民的一项重大措施，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业是一个关系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事情，谈到就业，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安排。人们对21世纪就业问题的共识是什么，是本书讨论和回答的问题。
一个真实故事的启示：他们就业了吗？
2003年的SARS疫情过去之后，在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宿舍楼里，同学们脱下学士服，刚放好学位证书，有人就开始发呆，有人哭泣，有人开始砸东西发泄……在一个管制有方的社会里，竟无人上前制止他们，是因为同情。这些学生多数来自北京以外的农村，他们及其家庭已经付出血本，如今虽然拿到了毕业文凭，却没有看到就业合同，他们心里有的是破产的感觉。
几个月过去了，一个56人的班级中只有一人离开北京在家乡找到工作，其余都在京谋生了。他们中约有10％的人同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工资不高但能够供养自己，也参加了社会保险；其余的人均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没有社会保险，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在用工单位方（2人除外）。虽然有些人收入较高，并结婚和开始购房，但他们普遍认为自己还没有实现就业目标。
一个真实故事的再启示：这类就业意味着什么？
1994年，本书作者初到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就读时，同室工作的助教们与教授（大学授权）之间签订1/5劳动合同，甚至1/10劳动合同。签订1/10劳动合同的助教作为教授的文献整理助手每周工作半天，另外她还与律师事务所签有一份1/5劳动合同；她给自己留1/10时间用来学习西班牙语。然而，她的两个老板不仅分别支付她工资，而且还分摊她的社会保险缴费。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可以用学校提供的两个助教的费用灵活聘用多人，而这位签订1/10劳动合同的助教十分惬意自己的职业安排。从那时起，笔者就意识到中国人应当告别20世纪的就业观，建立21世纪的就业观。
问题提出
透过就业国情报告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从用工单位角度来看，一方面，正规部门的规模正在缩小，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下降，有些单位处于人浮于事的状况，但也不能通过灵活用工减少劳动成本或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迅速生长的代表新经济形态（如服务产业）的用工单位却沦为非正规部门，活跃在地下劳动力市场和灰色就业（包括灰色收入）的范畴里，这种现象十分活跃的原因在于后者比前者在用工形式方面更具有灵活性，他们不在国家劳动就业的统计范围之内，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在失业相当严重的老工业基地，在下岗和失业者家庭处处可见“喝小酒”和“搓小麻”的景象，其实这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性。然而，无论在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只要从事灵活就业即被认为是非规范就业，这意味着其职工的合法权益没有法律保障；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规范就业与非规范就业之间形成用工制度、就业政策、劳动法律、社会保障和服务系统的鸿沟，劳动力市场在按照二元结构发展着，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问题。
从劳动者个人角度来看。一方面，具有合理职业安排的理智职工和已经感觉到竞争压力的敏感职工，不得不用周末和假日“充电”，然后再带着疲惫的大脑和身体去应对新一周的工作；年轻母亲不敢选择阶段就业以留在家中照顾宝宝，子女更不敢请长假留在家中照顾生病的父母，他们唯恐丢了“饭碗”，继而将合法权益和职业记录全部丢失，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就业模式的机会和社会保障；无论多么优秀的大学生其就业首选是在政府和公司找到一个位子，一些具有创业勇气的青年人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具有灵活就业需求的人和无法获得固定工作岗位的人，不仅没有权利保障，更缺乏实现途径，因为弹性就业机制和劳务派遣法制在中国尚缺位。
我们的问题是，灵活用工能否规范？为什么中国大学生创业难？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规范就业和非规范就业的鸿沟从何时开始填补？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何时结束？国家、用工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为此，本书立足两个角度讨论就业问题：
（1）避免就事论事地讨论就业问题；
（2）不局限在传统就业机制下选择扩大就业的途径。
本书从重新认识和定义就业问题入手，探讨全面建立21世纪新用工制度和就业机制问题，让各类企业可以接受灵活用工，让劳动者在逐渐规范的灵活就业中找到自由，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和谐。
作者的思考
观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用工制度的变化以后，不难发现：伴随生产工具的变革和进步，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断更新的概念在冲击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为了增强竞争优势，企业用工需求和减少冗员的需求随时发生，需要社会供应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支持，为此，用工制度需要灵活，就业机制需要有弹性。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努力地改革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导致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用工制度和劳动关系也随之出现“非全职、非全时、非典型”的灵活用工现象，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非规范（非正规）用工或非规范就业。在经济发达国家就这类现象进行规范时，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观点认为，这类现象就属于非规范就业，且无法规范，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政府“通过扩大非规范就业来促进就业”。
可见，发展中国家对用工新现象（灵活用工）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忽略了以下两个问题：
（1）如何计算和看待非规范就业对劳动者基本权益（不排除对用工单位）的损害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问题；
（2）如何利用剩余领域进行就业政策和法律的公共选择；如果将规范与否视为劳动关系双方的交易和谈判的结果，那么，肯定存有合作与不合作的剩余领域，即在可规范和不可规范之间还有剩余领域，如何开发利用这个领域，在扩大就业和保护企业和职工利益之间找到均衡点。
劳动法的颁布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实施，标志人类社会用工制度第一次“从非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无疑，灵活用工的出现是对劳动法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挑战，在挑战未得出结果期间自然出现从“规范到非规范”的用工制度改革过程；如果期待再次出现从“非规范到规范”的结果，就需要对就业政策和劳动法进行改革，使其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当然，这种改革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应当注意到，“非全职、非全时、非典型”的用工和就业，无不体现出企业和劳动者对灵活用工和灵活就业的追求，其目的都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联合国千禧年计划《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报告证明，近年来6％的就业增加来自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全球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持高不下的失业率，中国出现的三支劳动力大军造成的就业压力，都是推动就业观念变革和就业机制创新的动力。本书的贡献就在于，在“就业概念、用工制度和就业机制”三个关系个人、单位和国家的基本问题上有些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将目前和今后在用工和就业领域的灵活性概念化为“灵活用工”——一个新的用工/就业制度安排，进而提出支持灵活用工的弹性就业机制，研究灵活用工规范化和促进就业之间的关系。从而针对中国国情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基于就业定义研究，可否从“地下劳动力市场”释放出就业率；
（2）基于灵活用工概念，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者在合理安排工作与生活关系的同时，可否释放出就业岗位，由此扩大就业；
（3）以上两个因素对中国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本书吸收了目前中国社会中关于“灵活就业”和“弹性就业”问题讨论中有价值的东西，经过梳理和提升后回馈社会，意在深化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推动用工制度改革和促进就业，为中国减少失业和促进就业寻找可行的途径。
在中国，由于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劳动力交易“成本解压不足，设置障碍有余”，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绕道而行的情况很普遍。一方面，灵活用工与非规范用工并行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企业用工制度刚性化，一谈灵活用工即担心失控，企业担心对职工失控，政府担心对企业失控。
本节的贡献在于将现代劳动力交易，以及反映在用工制度和就业制度上的灵活性，概念化为灵活用工，并尝试性地探讨灵活用工的内容和方法，进而提出支持灵活用工的弹性就业机制。这些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有利于促进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向“灵活而不失控”的阶段发展；也有利于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向“放权而不失控”的阶段发展。
一句话，作者想告诉读者，灵活用工代表劳动力市场的进步趋势，代表先进生产力。
杨燕绥赵建国
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