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刘华文，1968年3月出生，山东嘉祥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江苏省翻译协会理事。专著有《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在Meta、《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翻译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译著多部，曾任《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编委。研究方向有认知与翻译、基于翻译的英汉对比语言学、翻译的语言哲学研究、诗歌翻译、双语词典学等。

内容简介

本书第一章论述了不同的语言意义观念在对翻译的认识上的差异。语言的客观主义观念把意义看作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客观实体，那么翻译则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源语中的语言符号的客观指涉物。这种意义观只适用于部分语言符号的意义的跨语表述，而大部分的意义产生是非客观性的、甚至是语言使用者临时建构起来的。翻译其实也是一个跨语意义建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过程也不纯粹是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或者是所谓的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横组合（syntagmatic）和纵聚合（paradigmatic）关系的一种跨语组建。其实，翻译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认知结构对同一个意义的概念化呈现，比如图形与背景、视角选取、具体与抽象等的调整。这种跨语的意义重构方式将翻译者视作进行概念化处理（conceptualization）的主体，他或她所实施的即为两种语言间的认知结构的跨语转换，也就是本书所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本书第二章从实际的译例分析出发，论述了汉英语际转换的翻译者在翻译中所体现的认知能力。在言语行为中，行为的主体不会纯粹客观地呈现所要表述的对象，一般会在表述之前先对表述对象予以认知加工处理，体现出一定的认知能力。同样，经过对原文和译文对比，译文的认知结构会不同于原文的认知结构，这种认知差异即是翻译主体实施自身的认知能力带来的结果。翻译主体的认知能力体现在其在翻译过程中从情景还原度、前景和背景的选择、叙述视角、抽象度和具体度等认知结构的跨语调整能力。翻译者不会一味地继承原文的认知概念结构，而是根据译入语的认知结构要求，甚至是译者自身的认知识解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实施。
接下来的第三章主要就原文中的词汇范畴及其在译文中的对应范畴予以对比研究。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理论，原文和译文中的对应范畴可以属于同一个范畴家族，它们之间的认知性对等关系的建立并不一定就是基于它们之间的本质相同，只要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关系就可以把它们对应起来，而原文范畴朝译文范畴的转化即范畴化转化基本上有两个趋向：图式化（schematization）趋向和具例化（instantiation）趋向。不过，无论采取哪种范畴化趋向都会以原型范畴作为认知转化的参照点。
第四章利用概念空间整合对翻译中译文为名词词组的认知转化进行了考察。译者在进行词组层面的翻译时会调动相关两个概念空间，并且以它们之间存在的类空间（generic space）作为基础对两个概念空间实施整合。在整合时译者所激活的概念空间并不一定为原文中的对应词所包含，而很可能是隐在的。因此，这种概念激活就需要借助整合参数。本书将汉英翻译中跨语认知概念空间整合的参数类分为四种：框架（frame）、认知域（domain）、脚本（script）和基底（base）。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以这四者作为调动两个输入空间的参数，借此启动词组翻译的跨语概念空间整合。
第五章运用认知转喻理论对汉英翻译转化过程中的转喻机制（metonymic mechanism）进行了考察。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从原文并不一定就能且仅且得出译文，也就是说原文并非是译文的充分必要条件。实际上，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着整体和部分、部分和整体以及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一种转喻关系。译文的获得是一种对原文这一目的域进行转喻映射的结果。而翻译中转喻映射机制往往会发生在两个层面：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前者的转喻效应不会导致原文和译文在句法层面上的错层，而后者的转喻效应则会导致译文的对应项处于与原文的对应项不同的句法层级之上。
第六章针对运动事件在汉英翻译中的重新识解的规律性特征进行了研究。在单语表达中，表达者在词汇化表述之前先要对所表达的运动事件予以认知结构上的解拆，选出其中的组成部分作为谓语动词，这个部分在运动事件框架中可能是名词性的也可能是动词性的。同样地，在汉英翻译这样一个跨语表达的过程中，在将原文运动事件进行形态一句法呈现（morphosyntactic representation）之前需要在语义层对其进行认知识解，其中方式、致使力、结果、路径、背景和图形都可以充当对运动事件再词汇化的选项。译者会根据具体的运动事件特征，选取英语中最可能被用来对事件词汇化的部分，实现汉英翻译的再词汇化的形态一句法的跨语表呈。
第七章考察了汉英翻译如何借助动词与句法的衔接实现意义的跨语传达。有时意义的建构不能仅靠动词独立地完成，而且还需要句式（construction）的加入。在原文中独立于句式而由动词独立完成的意义表达，在译文中可能需要动词及其相匹配的句式合作才能完成。原文动词在译文中的对应动词如果与相关句式存在着一种转喻的认知结构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兼容度和匹配度就会很高，对应动词就很有可能被容纳进句式中，两者共同完成原文意义的跨语传达。在汉英翻译中动词与句式的匹配和兼容也是一个将动词从词汇层朝向句法层的抬升。
在结束了汉英翻译中通过匹配动词与句式从而合力实现意义的跨语表达之后，第八章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翻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之间对应句式的关系，亦即句法层面之间的关系。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互句式关系大致有两种：继承关系（inheritance）和延伸关系（extension）。其中，继承关系的实现由认知转喻机制来完成，而延伸关系的实现则由认知隐喻机制来完成。此外，两种语言可能都具有某一种句式，但是这个句式在两种语言中的生成力是不一样的。如双及物句式在英语中的能产性就比在汉语中强，所以在汉英翻译的句式之间互动过程中，往往趋向于利用英语双及物句式对原文的非双及物句式加以强制胜转喻继承或隐喻延伸。
第九章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表层结构与认知识解之间的相关性出发，研究了在汉英跨语表述中对一个场景或事件的认知虚拟性概念化处理（fictive conceptualization）在译文形态一句法层面上的反映。原文和译文在事实性（factivity）或虚拟性（fictivity）程度上有着差异。以事实性或虚拟性为特点的概念化在汉英翻译这样的跨语转换中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于是虚拟性趋向被选择出来考察汉英翻译再概念化的转换模式，这种趋势通过事件化后译文的路径添加、动词的动态性的加强等标志反映了出来。
本书的前九章主要集中在对汉英翻译过程中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的认知转化特征的研究和探讨上。本书第十章也是最后一章将兼顾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层面，通过考察包括形容词和副词这些修饰语的语义指向（semantic orientation）和句法位置（syntactic position）的跨语认知调整，透视修饰语因这些调整所连带的语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的变化。在汉英翻译过程中，汉语原文为了表达细腻的语义内容和语用目的，往往会将修饰语与被修饰的成分进行句法错置，即将其放置在并非它所语义指向的被修饰语附近，从而造成了语义指向和句法位置的错位。而经过汉英翻译的认知转换之后常常会出现修饰语归位的现象，即将修饰语回归到它所语义指向的被修饰成分的位置。这种归位的后果即是句法的跨语转换现象，同时也会影响语义内容表达的细腻性以及原文语用目的在译文中的实现。
迄今为止，翻译学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纯翻译理论的探讨上，或者重复使用分析翻译技巧的术语，而难以突破这一瓶颈。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理论、概念空间整合理论、转喻和隐喻理论、认知语义学的词汇化和虚拟化理论，以及句式语法等，重新建构一套新的翻译理论话语。这样建构起来的一套话语既可以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同时对具体的翻译现象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是一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兼顾的理论话语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结合翻译实例分析说明，有着较高的实践应用价值，避免了囿于翻译的纯理论探讨而造成的对理论实践价值的忽略，同时也能防止仅仅对翻译技巧的介绍而轻视了在理论上的上升。所以，本书的宗旨在于试图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摆脱翻译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实现这两者相互参照相互说明的关系，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方向，同时又可以在研究中拓展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为基于翻译研究的对比语言学提供一个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