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除了东亚极少数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主要根源于发展中国家错误地推行了赶超战略，鼓励企业引进或者模仿当时的世界前沿技术。本书试图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切入构建模型来研究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本书首先通过简要评述经济发展理论来梳理出其发展脉络，勾勒出人们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的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需要研究的问题。文献分析表明，虽然许多经济发展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只有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现象，但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林毅夫教授等提出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在统一的框架内解释了这一现象。但是，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很好地模型化。因此，本书的第2章、第3章和第4章想就模型化林毅夫教授等提出的理论作出初步的尝试。
第2章假设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但有无数种不同的生产技术。基于这一假设，这一章在技术选择模型的统一框架内研究发展战略与自生能力、三位一体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发展战略、三位一体经济体制对经济收敛的影响。研究表明，一个经济的最优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如果其实施赶超战略，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那么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因此，为了保护这些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内在地要求形成一套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即扭曲的宏观价格体系、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微观激励不足等后果。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收敛的目标不能实现。
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水平决定这一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知识吸收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技术的效率。第3章和第4章分别在扩展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的模型和Acemoglu（2003）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两个不同但联系紧密的模型来研究技术选择对知识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因为模仿技术的成本小于发明技术的成本，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模仿适宜技术而获得比发达国家快的经济增长，最终实现收敛，成为新的发达国家。但是，如果不模仿适宜技术而总是模仿当时的世界前沿技术，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吸收能力会逐渐下降而趋于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两章的创新之处有：第一，与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和Acemoglu（2003）的不同，把知识吸收能力看做是一个内生变量，从而研究技术选择对知识吸收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与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的不同，把劳动力分类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得出更为丰富和有趣的结论。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近十几年，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平等在逐渐上升。本书试图在Acemoglu（2003）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两个考虑技术进步方向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有偏的学习效应和专利制度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虽然第4章、第5章和第6章的模型都是基于Acemoglu（2003），但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第4章研究技术选择和经济收敛的问题，而第5章和第6章则主要关注技术进步方向和工资不平等的问题。
第5章构建了一个模型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从而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此，和生产与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生产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学习效应是有偏的。因为技术知识的生产是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不平等。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不平等。
在第6章中，专利被分类为技能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它们分别与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匹配。研究结论表明，这两类专利的最优宽度都是有限的，且受到劳动力禀赋结构的影响。当非熟练劳动力多于（少于）熟练劳动力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宽度宽于（窄于）技能密集型产业的技术专利。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劳动力禀赋结构可以通过影响最优专利制度来影响技术进步方向，从而对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