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耻》，我特地翻回开头，想看看那位给卢里教授带来霉运的梅拉妮·埃萨克斯小姐到底是什么肤色，结果发现，作者库切根本没打算交待这个细节，除了提到她有一头黑发，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之外，对她的肤色只字不提。问题由此变得含混了，他对她的勾引是否该跟“种族主义”挂钩，显然读者得不到解答。类似的含混在小说中还有多处，比如读者永远也别想从库切笔下看到三个黑人如何对露茜施暴，这个情节其实是在作者的暗示和读者的想象两者配合之下完成的，所以情景也就各自不同。直到小说的结尾，卢里教授最终何去何从，库切也是含混处之，这显然不符合很多人的阅读习惯。然而，就是这些含混，使我看出库切与昆德拉的不同——很多人喜欢将他们俩相提并论，实则，如果说昆德拉属于知识分子的情调式的叙事，那么库切却是冷酷甚至僵硬地呈现，不带任何主观色彩。这也是很多人对库切的诟病之处，说他缺乏悲悯意识，使作品最终丧失了人的力量——却不知，这正是《耻》之所以获得大奖的原因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库切的评论中有这么一句：他基于知性，力求诚实，破坏了一切抚平伤痕的可能性，并自外于任何卖弄忏悔与认罪的廉价戏剧。
合上书本，我的思绪仍旧时不时回到这个汪洋般的长篇故事里，在其中反复回溯，多余的情节和人物逐渐漫漶消失，只有两岸的两个身影始终清晰——一个是彼岸的卢里教授，一个是此岸的他的女儿，露茜。很多评论家喜欢将这个故事的主题概括为“越界的代价”，实际上，越界的前提都是先有了距离的存在，越界的结果总是个人乃至一群人更加深重的孤独。遥遥相对的父女俩，就用不同的站立的方位阐述了两个词：距离，孤独。
故事的起因是卢里勾引他的女学生，越了“师生之界”和“年龄之界”，结果遭致审判。在审判中，卢里承认所有指控，但是负责调查事件的委会员并不肯放过他：
“我们要给你一个陈述自己的立场的机会。”
“我已经陈述了我的立场。我有罪。”
“什么罪？”
“就是指控我的那些罪。”
“卢里教授，你在领着我们兜圈子。”
卢里以个人的名义认了罪，然而却并不能获得理解，原因仅仅在于，委员会需要的真相，而卢里则认为真相属于个人隐私，是个人尊严的一部分，揭开隐私就是遭致侮辱。他和他们，隔着“真相”的距离互相对峙，最终离开的只能是个人。卢里倔强地维护了隐私，守住了自身的“耻”，代价是孤独地远遁他乡，到女儿露茜的农场里寻求立足之地。
此后，作者的笔墨在卢里与露茜之间荡漾纠缠。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窥探，互相迁就，并最终互相远离。他们之间隔着的鸿沟不仅仅是“年龄”和“价值观”，更有“时间”。卢里是生活在过去的人，他相信的是白人世界的文明法则，而露茜却是牢牢地站定于南非的“当下”，并且接受了“当下”对她的改造：在南非，没有文明法则，只有丛林法则。卢里主张通过逃离和遗忘来忘记耻辱，露茜则选择妥协，默默承受耻辱，以此来获取个人的站立——作为在黑人的土地上生存的白人，她必须抛弃尊严，忍受耻辱，以卑怯的依附姿态来获得个人的立足之地。
令我震撼的描述是在轮奸发生后，卢里不停地想和露茜交流，劝她放弃农场的一切去外地休养。露茜则拒绝了父亲，她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这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
在露茜看来，父亲对她的一次次关切，和当初委员会对卢里的审判一样，都是一种入侵，是对双方间固有的距离的僭越。虽然卢里和委员会目的是寻求真相，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没有真相，只有独属于个人的感受，它无需第二个人来分享。卢里对露茜的关心，转变成了一种对于双方的侮辱，不停地揭开伤疤，就是不停地面对耻辱。两个独立的人，同时“在场”于当下的南非，却不“在场”于彼此，孤独如同宿命，能向哪方逃避。
库切毕竟是南非作家，他的小说无法回避南非的种族矛盾。尽管当时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南非进入了所谓的“后种族隔离时代”，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依然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和解”依然迟迟不肯到来。露茜被三个黑人强暴的实质是，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种族与种族间的距离是无法逾越的，越界的代价必将由具体的个人来承当。对于施暴者来说，他不是在宣扬正义，而是在发泄仇恨；对于受害者来说，她在承受历史对个人的身体和尊严的侮辱。其实，对于决定生活在南非的露茜来说，这种强暴事件其实早就发生在她的预想里了，而且也决不可能因为现实里已经发生了而不再发生。她将像条狗一样活下去，而施暴者也将像狗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对着白人继续发泄仇恨。露茜与卢里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是懂得自己脚下的土地的人，也是懂得自己的站立方式的人。她清楚这种来自种族间的隔离必将体现在人与人的距离上，无法消泯，且拒绝僭越。她不能选择逃离，那是属于卢里“那一类人”的事，是浪漫主义者的选择。露茜却是现实的，她要在这片土地上呆下去，就只有忍受一切耻辱——也因此，露茜艰难的“留下”获得了美学意义上的解读。在授奖词中，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如此评价库切的作品：“他的主角总是被沉沦的冲动淹没，而吊诡的是，他们却因为所有外在尊严都被剥除而获得新的力量。”
一连串的纠葛，都是有经过无结果，作者的笔仿佛粗硬的砂布，横一抹竖一刷，事件便越来越消瘦含混，人的孤独却在其中发泡一般蔓延。卢里是孤独的，露茜是孤独的，甚至那些仅仅作为背景提示的黑人们——佩特鲁斯、三个黑人施暴者，他们何尝不是孤独者？尤其是，在南非这块复杂的土地上，个人的孤独促成了群体的困境，群体的困境又强化了个人的孤独。恰如一道令人怅惘的巨大漩涡，它们因因相循，互相纠缠剥蚀，向着黑暗无止无尽地沉沦。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塑造了一个自外于这个世界的荒诞而幸福着的人，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局外人”，在《耻》中，卢里和露茜的生活既非荒诞也不幸福，就像每天打开窗户就看到篱笆和狗棚一样，是真实得不容修饰的日日月月，然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形成了互为局外人的关系。在南非这个“大局”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有自身必须承当的“局”和“耻辱”——亦即露茜或者译者所谓的“个人隐私”，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然而，这几乎是无需言说的，这世界所有的不幸都肇始于“不同”：每个人都深处自己的“局”中，隔着固有的距离眺望着他人的“局”，试图越界，而最终孤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你，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