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主义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建立的内部的同质性和对外部的差异性。一个共同的记忆（尤其是抵抗外族、与他人不同的那些历史记忆）最有利于实现这一点：它可以使“我们”在此基础上紧密团结，而又保持着与外部的相对独立。说到底，身份的重构需要一个重新组织过的不同记忆。根据现代族群边界理论，特定的文化因素可以作为族群边界的标志而得到有意识的强化——例如泡菜本来平淡无奇，但一旦被视为朝鲜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后，它就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涵。可悲的是，这种过度强调经常导致“对细节的陶醉”，即沉迷于一些被放大的细节来证明自身的民族特性和优越感。
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相当孤立的国家，对韩国来说，中国是历史上最主要的、有时几乎是唯一的外部存在。因此，为了确立韩国人的身份，抵抗唐朝大军的将领乙支文德被重新发现。施恩德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这位本土抵抗者的进攻性形象主要是激发独立、自豪感的一个符号，因为它在近代政治中实在太有用了。近年拍摄的韩国历史剧《大祚荣》也着意刻画一个“没有屈服于中国威胁”的“伟大英雄”——在这里，历史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反映当前的意识形态潮流，因为它要努力恢复的过去，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理想，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政治思想史上，常有人通过构建一个理想性的过去来达成制度变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国的两位民族英雄，是靠着中国的史书记载才流传下来的，朝鲜史学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说：“虽有乙支文德之智略、张保皋之义勇，微中国之书，则泯灭而无闻。”
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一是强调本族“未受污染”的传统的优越性，二是将外来起源的文化整编为自己的资源，即所谓“文化盗用”现象。这类案例比比皆是，例如在丽江旅游开发时，纳西族独有的东巴经、象形文字得到有意识的强调，但所谓“纳西古乐”其实起源于中原道教音乐，现在则被视为纳西族的文化资源。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隋唐时一些被认为是“华夏正声”的音乐，其实不过是较早输入的中亚“胡乐”，只是流传久远，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外来性质，所谓国粹往往如此。在韩国，这一历史进程仍未完成，以致江陵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引发了一次民间外交纠纷。要理性地看待这些事件，就必须意识到：文化的传播流通是无边界的、普世的，它是人们的共有财富，而不仅仅是某族的私有品——仅仅为了树立自身的特性，那实在窄化了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