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的纠葛，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政治矛盾。这其实是皇权制度的必然结果，存在历史必然性。只要这种社会制度存在，皇权和相权就始终是互相利用，相互斗争中存在的，中国政治具有传承性，根源也在此。
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其人少聪慧，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时年仅23岁。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高拱并为宰辅。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成为首辅。当时万历皇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等攻讦，家产抄没充公；至天启时恢复名誉。
权谋时代，权谋人物的传记文章自然盛行。前几年湖北作家有历史小说《张居正》，销路畅旺，而且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关于此人的作品，有名者如《万历十五年》，余者更是汗牛充栋。在中国官僚文化中，官至宰相，就是位及人臣了，当官生涯到了顶点。国内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居正等人的兴趣，也源于此。但前两人与张大为不同，曾国藩还算是真道学分子，而李鸿章则更多的是钻营，这是一高一低两个标杆，惟独张居正，却是要才有才，要奸有奸，所谓权相，虽非奸臣，但其揽权专断则与权奸无异，而其治理国家的本事也是超众的，成就不在曾国藩之下。《明史》描述他:“ 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一个很有城府的美髯公。大概才高八斗的人也自视甚高，他曾说:“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将自己比为磊落奇伟之人。《张太岳集序》说:“公（张居正）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公与新郑（高拱），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
后人评价张居正有“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的说法，“遇事有执持”，“湛静沈默，声色不露”。他为人矜持，沉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具有骄横、刚愎和偏狭的性格特征。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张居正也不能免俗地做个纯粹的清官，他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妻妾成群，年仅五十七岁就死于过量食用“春药”导致的慢性中毒。
张居正的身上同时具备了能臣和奸雄两种特征。作为能臣，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上疏实行“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监督，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现象，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他通过清丈土地和追缴富户欠税、逃税，充实了国库。万历五年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作为奸雄，对于政敌从不手软，翻云覆雨功夫了得。《明史纪事本末》有一段描写张居正被弹劾后的“泼皮无赖”表演:“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次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堂堂宰相，在下属面前又是跪倒，又做刎颈状以自杀相威胁，很难与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联系起来，这就是活生生的具有多重性格表现的张居正。既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又工于心计，深谙权术。
制度决定了命运
张居正在生前享受了各种尊荣，但死后仅第四天就被弹劾，继而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大清洗的牺牲品，致使其党羽、家人革职抄家，自己被剥夺所有名号，差一点被割棺戮尸。史家往往将其归结为张本人的性格缺陷和盛极时不知收敛，如清人林潞认为，“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祸萌骖乘。”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谁人没有缺点，张居正再贪也比不上前朝宰相严嵩，但遭遇却悲惨得多。
真正造成张居正人生悲剧的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皇朝，所有人都只是皇帝的家臣，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也随时可以剥夺，可以让人登上权力顶峰，也随时可以将其打入地狱。为了避免皇权旁落，明太祖朱元彰取消了宰相，亲自统领中央各部，但是，统治这样大的国家，绝非个人亲历亲为就能够做得到的。明朝中后期仍恢复了没有宰相之名而有其实的官僚政治，这就出现了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局面。
中国历代的政治模式都是中央集权，缺乏其他制衡力量。虽然设有监察部门，但这种监督的力度、范围和效果十分有限。如果不设宰相，皇帝势必得事必躬亲，这样苦的差使，除了开国君主，其后代很少愿意去做。明朝皇帝中，除了朱元彰，多数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万历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如此，隆庆皇帝更是因房事过度而在三十六岁去世，当时万历皇帝还不到十岁。当时国力匮乏、盗贼横行，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万历的母亲很倚重张居正的治国才能，将教育和辅佐小皇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皇朝需要这样的能人提振朝纲，收拾嘉靖、隆庆留下的烂摊子，这是张居正得到重用的时代背景。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张居正的摄政地位难免与皇帝亲政产生冲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居正主政期间那些不当的做法和日益骄横，对任何一个处于他那种地位的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在集权体制下，谁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产生那种无所不能的错觉，从而无所不为，种下祸根。中国一直就没有权力制衡机制，谁掌握权力都会成为皇权的威胁，又不能指望每个皇帝都喜欢亲自承担行政重任，所以因功高震主而被迫害的情况史不罕见。
张居正的命运，整体而言也逃不出这个规律。至于报应的时机，则和当时的人事有具体的联系。比如张居正是在万历十年去世，当时皇帝已经十九岁，如果再晚几年，可能与年轻皇帝的矛盾会更大，晚节不保也有可能。张居正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到“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担心自己会不免霍光、宇文护的悲惨下场。在万历皇帝大婚后即提出辞职归政的请求。皇太后的坚定挽留的态度，也是造成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太后亲口对万历说“内外一切政务，尔（皇帝）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云云,造成年轻皇帝无法一展抱负,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刺激很大。
明朝皇帝出色者几希，正如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到了万历皇帝，居然能在前期达到盛世，与张居正和皇太后的尽力帮扶是分不开的。万历十五岁成婚之前，一直生活在皇太后身边（这也是出自张居正的建议），外有张居正的严教，内有母亲的督促，万历亲政前俨然是一位明君圣主做派，与万历中后期判若云泥之别。内外夹击之下的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既敬又畏，有一则故事讲到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万历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居正一声“应当读‘勃’! ”使其顿然惊悚。而母亲将其当作孩子，不放心让其当政，又严重地挫伤了青年皇帝的自尊心，这种出于需要和无奈之下的不得已最终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
对于万历而言，当初种种改革政策未必都是出于其本意，而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本应由他掌握的大权，张居正的当权便是万历皇帝的失位。同时，年轻皇帝久被压抑的情绪发作，急于摆脱无所作为的尴尬局面，使得他完全不再顾及张居正为皇朝所做的一切，为此不惜放弃张居正的改革政策，甚至否定自己以前对张居正的所有赞誉，在政治上大幅倒退。张居正身后的这位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很快现出了原形，开始享受复仇的快慰。张居正逝世后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万历下令查抄其家，并尽削其宫秩，迫回生前所赐封号，以其“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罪状昭示天下。其家属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或逃亡，这就是所谓一代能相之家的可悲的下场。
樊先生的这本书，是在有关史料和野史札记的基础上，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张居正的研究资料而成的，在内容上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参考小说“张居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