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多年以来的差异或隔阂，西方世界的一些经济学家，曾经长期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果说他们熟悉的理论在剖析过去中国经济的弊端方面常常显得颇有道理的话，他们却经常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感觉迷惑不解。这一情况的另一背景是，虽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很注意听取外界的意见，但是很难具体辨认哪一项措施是遵照了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的详细建议。这和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请外国专家制定改革计划的情况，很不相同。在我们国内，也有许多朋友一再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设计和实际步伐感觉不过瘾。经常是这样：老的问题刚刚开始解决，新的不协调又出现了。人们抱怨，为什么我们不能预见所有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拿出一揽子的通盘计划，让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头至尾按最详尽的最优化的指令进行。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西方世界开始，人们转而欣赏中国的成功，觉得分析中国的成功，可能会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经济科学和别的科学不一样。如果说要在哲学的某一个论题上争出个长短不是一件3年5年可以办得成的事，那么经济科学的真理性却每时每刻面临亿万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最近十几年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惟东亚一技独秀。在东亚，又惟我中华最令世人瞩目。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的变化，首先不是从我们国内开始而是从国外开始，这里面除了多少总有些“本地姜不辣”或妄自菲薄的因素以外，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也是重要的缘故。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成功，就看是否发挥了本身的经济比较势，不管这种比较优势说起来是否那么好听。忽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 和特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而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其中很多还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相反，“四小龙”基于当初劳 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提 高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程度，不但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做到收入分配相对均等，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社会福利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给世界的启示，就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发挥自身经济的比较优势，才有可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比较优势的发现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都有赖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有赖于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和贸易的自由化。这就是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方的经济学是关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学问，但是对于在当今现实的国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特别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自然资源贫乏、地区差异显著的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并没有成熟的理论。